嘉宾：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原副馆长）
采访：范昕（本报首席记者）
在外漂泊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文物青铜“虎蓥”终于回家，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日，这样一则消息令人振奋。与之相对应的其实是很多中国人有过的共通感受——在海外众多博物馆里邂逅中国文物时的五味杂陈。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还有多少能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条归家之路，究竟走得有多艰难？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独家专访了近年来持续关注流失文物追索、回归问题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原副馆长陈履生。
文汇报：有统计表明，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现藏于近50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的就有167万多件。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它们的回归？
陈履生：流失文物，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物有着不同的流失过程，要根据具体情况谈追索、回归、回流的问题。而有些可谈，有些则无从谈起。
现在海外有很多博物馆或者私人机构收藏并展示的中国文物，其数量之多、稀有程度、价值之高相当惊人。而从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的过程来看，每一件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因为在流失过程中，包含着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的沧桑历史。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不同情况，并区别对待。一种是战争期间的掠夺，如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一种是在文物所在地的非法盗取，如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等；一种是经由不法商人的买卖，如今身处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还有一种是在国外的艺术市场上通过交易获得。因此，我们今天面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文汇报：刚刚有消息传出，荷兰法院决定不受理中国福建村民追讨祖师肉身坐佛案，为什么许多明知是从我国流失的文物却无法追回？追索流失文物的热潮在世界各国涌动，追索的成功率有多高？难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履生：世界上有通过政府机构追索流失文物的成功案例，但通常都是在近几十年内发生的有案可查的被盗文物。如2000年法国皮诺家族向巴黎吉美博物馆捐赠了一批公元前7世纪的文物，此后被曝是1992年甘肃省周朝贵族墓葬遭盗挖时流失的文物。2010年前后，中国政府对这些文物发出追索申诉，但未成功，之后的外交行动一直持续。2015年4月，皮诺将4件有着2000年历史的文物移交给中国驻法大使馆；与此同时，从同一卖家手中购得另外28件文物的法国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耶也于5月15日交还了他购买的中国被盗文物。
可是，也有像出现在荷兰藏家那里的1995年被盗的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的章公祖师像，因为藏家1996年通过“合法途径”购得，官司打到荷兰，至今文物也没有回归。而根据1995年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95年公约”），这件宋代文物的回归本不是问题，然而，荷兰政府在1996年6月28日签署“公约”之后，并未获得议会的批准，所以，“95年公约”对荷兰无效。此次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认为村委会不是荷兰《民事诉讼法典》里定义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诉讼资格，因此对此案不予受理。
如此，眼前的流失问题都难以解决。面对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前后流失的中国文物，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正在大英博物馆展厅中展出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其流失情况有基本脉络，可如果没有相关过程中的证据，追索无从谈起。
追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国际法，牵涉到对国际法的理解和认同、遵守与执行，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对于这些文物流失过程和关键证据的把握。
文汇报：许多流失文物现身拍场，成为天价拍品，单纯依赖“买买买”不现实，那么我们还能做哪些努力？未来，什么样的探索可以尝试？
陈履生：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通过各种手段，陆续促成一些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据统计，近年来我国通过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促成了30多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并形成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显示了国家的力量。其中每一件的成功回归都是一段故事，一段精彩。事实上，还有很多不成功的努力，还有历经多年仍在进行中的努力，是大家没有看到的。面对数量众多的流失文物，成功的是九牛一毛。
因此，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手段。就目前来看，通过说服境外买家捐赠给中国政府是一个常规方法。当一些重要文物现身拍卖会，政府各个方面会想尽办法让其回到祖国的怀抱。皿方罍的回归，是一个特别的案例。这件国宝级文物1922年被发现后不久就身首异地，到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其盖，而器身则早于此前流失海外。在它2014年即将出现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前夕，湖南的企业群体以联合洽购的方式与拍品的所有者积极沟通而达成协议，并且以低于预估价一半左右的价格成交。无疑，这是基于国家崛起并不断强大的背景下完成的操作。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流失海外的文物就像漂泊海外的游子一样。
流失文物回家，何其艰难，间隔着国家的界限、利益的纠缠、时间的阻拦，要突破这重重关隘，需要高度的智慧，需要国家的力量。总结这其中的难度，大致体现在这样几方面：流失是一个历史问题，错综复杂；文物在市场上几经辗转，多次转手，剪不断，理还乱；国际公约、国际法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个案中缺少足以说明和证明的证据；进入国外拍卖会上的中国流失文物拍卖价时常被追捧为天价；还没有专门的机构系统有效地研究海外流失文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