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很多博物馆中，都有一两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藏品，它们受到社会特别关注和尊重，为人们津津乐道。

认可和认同，层层筛选出“镇馆之宝”

法国卢浮宫中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荷兰国家博物馆中伦勃朗的《夜巡》，荷兰海牙皇家美术馆中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德国柏林新博物馆中的《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头像》；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的世界上最大的霸王龙骨骼，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最大的鳄鱼标本；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商代的后母戊方鼎，湖北省博物馆中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南省博物馆中汉代马王堆T形帛画，如此等等，都是公认的与之相应的所在馆中的镇馆之宝。但确实也有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机构，以及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世界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虽然藏品数量巨多，有很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有相当多的也是闻名遐迩，但说不出哪件藏品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荷兰海牙皇家美术馆“镇馆之宝”

毫无疑问，在一座博物馆数以几十万、上百万件藏品中找出一件有代表性的成为“镇馆之宝”，是有相当难度的。难度首先在难于形成共识，其二难在是否能够镇得住。

共识的形成，不像“之最”那么容易

所谓的“镇馆之宝”，须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稀缺性、重要性、不可替代性，须在历史中、在学术上能够表现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有着难以比拟的之最，如最大、最小；最高、最矮；最长、最短；最重、最轻；等等。当然，对于这样的认同，如果是“之最”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可是，基于不同的角度而得到不同看法的历史或艺术中的许多方面，形成共识就不像“之最”那么容易。在一座博物馆中，通常从专家到公众都会权衡属于“镇馆之宝”的藏品，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及它所相关联的历史时期、材质、品类等内容。而更多的是博物馆之间的横向比较，如画与画比，在不同的博物馆中，不同的画家或同一画家不同作品中比较其优于他馆的特殊性。青铜器与青铜器比，或许在各博物馆的比较中，它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之最”，如“后母戊方鼎”的最重；“曾侯乙青铜编钟”的最大；或许它没有某一方面的“之最”，可是，它是馆中最具代表性、最精彩的一件，在国内外也有广泛的影响力。

什么时候去看它都在那里，这是一种崇高礼遇

对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来说，所谓的“镇馆之宝”基本上都是钉在墙上或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不能移动的，也有相应的国家法律规定它们不能出国、不能出馆。如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中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中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都是钉在墙上的，什么时候去看都在那里。

而在中国，那些“镇馆之宝”都在国家公布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中，不仅是限制出境，就是离开自己所属的馆都非易事。这是各个国家、各个馆给予自己国家、自己馆中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的一种特别的关照，因此，它们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的主要的展厅中，从展出空间的规划、展出方式的设计，包括展柜的安排等，都显示出了它的特别性，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正好像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虽然画幅不大；也正好像柏林新博物馆中的《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头像》，虽然尺寸也不是很大，但它们在所处宽阔的展厅中享受到了崇高的礼遇，是博物馆中其他所展出的文物和艺术品所没有的享受。无疑，人们在每一家博物馆中所看到的几件受到特别尊崇的藏品，都表明了博物馆对这些藏品的特别态度。

“镇馆之宝”社会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方方面面而呈现出来，后人每一点努力，相关内容每一点添加或发现，都是不断丰富和发展。或许这正是“镇馆之宝”另一方面的素质，而这并不是博物馆众多藏品中每一件藏品都具有的。

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是这个国家或博物馆的骄傲，其历史和艺术的价值，代表社会发展过程中或在整个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镇馆之宝并不是通过网络海选或其他方式征询、协商所产生的，也没有博物馆的公示或有相关文字的明示，它们往往是社会的约定俗成，或者是不约而同。实际上它们是在与博物馆发展历史相关联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人们对于历史和艺术的认识发展中逐渐产生的。因此，这种聚焦的历史过程，是“镇馆之宝”所产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应成为镇馆之宝的另一方面的特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