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久的磨合中，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大国际拍卖行，默契地岔开时间，分两拨举行香港拍卖。通常苏富比和保利、嘉德等分别在4月和10月举行拍卖，佳士得、富艺斯等则在5月和11月。

在2018香港第一轮秋拍中，已然能感觉到市场的降温，保利的香港秋拍总成交额从去年的18.08亿港元大幅下跌至今年的9亿港元。而在将近年末的第二轮，降温之势更加明显。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晚拍成交率仅73%，朱德群重要作品流拍，被寄予厚望的苏轼《木石图》成交价仅与估价持平。

在“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夜拍结束后的媒体采访中，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也提到了“要做好过冬的准备”，甚至考虑到了“接下来半年的征货会比较艰难”。

市场真的没钱了吗？魏蔚显然不这样认为。她举例道，11月中旬的佳士得纽约拍卖上，大卫·霍克尼《艺术家肖像（泳池及两个人像）》以9031万美元刷新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威廉·德·库宁、爱德华·霍普都创下个人拍卖纪录，同期的日内瓦佳士得，被命名为“粉色遗产”的18.95克拉粉钻也以5037.5万美元的成交价打破粉钻成交纪录。这些数据证明了，“整体来讲，市场还是有钱的”。

如魏蔚所言，朱德群画作流拍的一大原因是估价高于市场预期，这是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对于现在的市场而言，还不能承受以这个价格去买朱德群的作品。估价上的失误也曾经让苏富比受伤，2018上半年苏富比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23%，苏富比方面认为两幅重要作品表现不佳是净利润下降的主因，后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两幅作品分别是1.39亿美元落槌、但远未达拍卖行预期的莫迪里阿尼《裸女》，以及估价4500万美元，但落槌价仅3600万美元的毕加索《写作的女人》。这些案例表明，未来拍卖行需要对市场有更冷静的判断，对作品有更谨慎的估值。

高价拍品的流拍无疑证实了亚洲藏家出手确实更加慎重了。事实上，本次秋拍呈现的作品质量都很高。比如苏轼的《木石图》，其意义非凡，堪比去年纽约秋拍上吸引全球关注的达·芬奇《救世主》，都是意外而得，都是绝无仅有。《救世主》4.5亿美元成交，一举成为古往今来全球拍卖史最高成交价作品，且在可见的未来，这都将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中国艺术品拍卖的高峰则由齐白石创造，去年12月，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在北京保利秋拍上以9.315亿人民币成交价成为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且颇具纪念意义地成为首件成交价超过1亿美元的中国艺术品。苏轼《木石图》本有希望冲击这一宝座，奈何市场大环境“不够给力”，最终成交价与估价相当。

不过，总体呈上升势头的板块，包括受到业内关注的新兴艺术家，以及颇具潜力的东南亚艺术，都为亚洲艺术市场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其实，佳士得和苏富比这样的国际拍卖行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保利、嘉德等中国拍卖行也分别有13年和25年历史，这个或许会到来的“冬天”并不是新鲜事物，也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除在选件上坚持高标准、估价时更为精准之外，拍卖行们还需要及时响应市场变化，调整拍卖策略。

更何况，市场价值也只是评价艺术品的一个角度，值得欣慰的是，《木石图》最终是被中国藏家买回，并有可能面向公众开放，对于一件流失海外已久的中国艺术品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归宿。

佳士得在《木石图》的拍卖策略上，采取了保守的高保证金制度，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竞价没有那么激烈，但保障了藏家的利益，让成交更“靠谱”，毕竟拍卖槌落下的那一刻只是开始，一件艺术品的最终成交还需要漫长的过程。

在拍卖史上，拍而不付并不少见。拍卖结算率低一直是中国市场的一大难题，中拍协《2017中国文物艺术品全球拍卖统计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5月15日，2017年成交的拍品中，完成结算的拍品总额仅为总成交额的49%，降至历年来最低。而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成交的拍品中，已完成结算101件（套），仅为38.55%，在16件过亿元成交的拍品中，仅有两件在2018年5月15日之前全部完成结算。

在拍卖《木石图》时，参与竞拍的4位藏家都先缴纳了1.6亿港币保证金，更大程度保证这件作品能顺利交割，真实成交。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佳士得作为一家大拍卖行的担当。

明年春天，又将迎来新一季考验，期待到那时拍卖行们已做好充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