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中国古代书画”成为艺术界和收藏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上月7号开始，由上海博物馆精心打造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如期开展，共展出海内外15家博物馆或重要收藏机构收藏的154件董其昌及其相关作品。上博“董其昌”热潮尚未消减，从本月16日开始，另一场重量级大展——“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又将亮相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此次展览将推出一大批稀世珍品、甚至相传已经绝迹的中国古代书画真迹，引发业界人士惊呼之余，纷纷奔走相告，拿起手机“刷屏”传讯。可以说，此次大展为世人探索中国古代书画提供了绝佳机遇。
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巻》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中国古书画珍品汇聚东京
记者从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了解到，此次展览将分为六个章节进行展示，展出作品来源也十分广泛。不仅有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等，还有日本国内的三井纪念美术馆藏褚遂良《孟法师碑唐拓孤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空海《金刚般若经开题残卷》，以及个人藏家私藏的赵之谦《行书五言联》等。此外，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为此次大展借展多件珍藏，尤其是其“镇馆之宝”颜真卿《祭侄文稿》，更是成为此次特展的首要展品。由此可见，本次展出作品阵容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珍稀程度上看，均堪称空前。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李公麟《五马图》惊世现身
此次大展蓄势待发之际，有关此次日本特展的消息早已在中国艺术圈刷屏无数。有业内人士通过查阅特展展品名单发现，在此次展览第五章“颜真卿在宋代的评价——尊重人性和探索理念”中，竟有消失了近百年的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局部图展示，并备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消息一出，中国国内书画界众多权威专家倍感惊喜又振奋。
关于李公麟《五马图》，书画界有着比较详细的记录。此图画的是宋朝元佑初年天驷监中的五匹西域名马，马旁各有一名奚官或圉人执辔引领。画中无作者款印，前四马后，各有黄庭坚签题的马名、产地、年岁、尺寸，卷末有黄庭坚“李公麟作”题跋：这些由西域诸国进贡的骏马，马名依序是“风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第五匹马佚名，经考证可能为“满川花”。画中的五位马官，两位是汉人，其余的为外族，形貌、服饰、神情各不相同，但在气质上却有着微妙的类似之处。《五马图》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后世画鞍马人物的最佳范本，后人推其为“宋画第一”。该画南宋时归内府收藏，入元、明，经柯九思、张霆发诸家递藏，康熙年间藏于河南商丘宋荦家，乾隆时入清宫，是流传有序的传世名迹。乾隆皇帝两次在《五马图》图上题文，着录于《石渠宝笈重编》。这幅画在清宫珍藏200多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运出宫。
据张伯驹《春游琐谈》记载，溥仪在天津日本租界张园居住时，日本某侯爵想以日金四万得李公麟的《五马图》卷，献给日本天皇。这时，溥仪愿以40件书画售日金40万，而《五马图》则不索价，献给日本天皇。此事又是陈宝琛经手，于是用溥仪的名义将40件书画赏给了陈宝琛的外甥刘可超，刘用其中的四件向天津盐业银行抵押4万元，其中有《秋山平远图》《五马图》《摹怀素书》和《姚山秋霁图》。押款两个月后，刘归还1万元，取走了《五马图》。自此以后，《五马图》藏于何处、藏于谁手一直云遮雾罩。
书画鉴赏大师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考证，《五马图》真迹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在二战前还见过真迹，当时为日本京都大学某法学教授收藏，战后却宣称已被炸毁。目前我国仅存珂罗版《五马图》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而此次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李公麟《五马图》现身，无疑为业界揭开这一谜团，提供了空前机遇。
唐 颜真卿 祭姪文稿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日本与中国书画的渊源
常年沉浸在艺术品收藏拍卖市场，有不少藏家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当今拍卖市场上最为的大部分古代书画拍品，要么是由日本藏家释出，要么曾经被日本藏家经手过，为何日本藏家对中国古代书画会有如此浓烈的兴趣?
这就要从日本与中国的渊源说起。因历史原因，日本传统艺术受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极大，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遗产是非常推崇和敬慕的。日本藏家非常喜爱收藏中国字画。
有专家指出，中国书画在日本曾经形成两次收藏热潮。第一次是在12世纪至16世纪。这一时期，通过公私贸易船，以禅僧间的往来为主体的中日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的各种文物流传到了日本，其中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要数宋元绘画。这时期传入日本的墨迹、绘画一般被称为“古渡品”。“古渡”绘画的核心是以马远、夏圭、刘松年、梁楷等画家为主的南宋画院诸名家的作品，以及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类似宋元画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宋末元初禅僧画作以及大量禅师肖像画，现在，这一部分作品仅留存于日本。此外，由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的职业画家制作的佛画也是“古渡”绘画的一部分。除了来往僧人携带的途径之外，一些画作还经由宋元海上贸易等渠道辗转至日本。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日本藏家极力完善在这一系统下建立起来的中国书画收藏体系，并在这一收藏基础上，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收藏品和艺术特质。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20世纪初，中国遭受战乱，历经改朝换代之波折，大批中国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日本，在日本被称为“今渡”艺术品，掀起了中国书画东传日本的第二次。清宫流出的书画为日本收藏打开了另一扇门，活跃于京都的中国学者兼画商罗振玉在日本宣扬中国文人书画收藏传统，得到画商原田悟郎和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的关注，在日本带动中国文人画收藏，改变了原有的收藏状况。资本雄厚的日本藏家开始意识到，他们收藏的中国画存在巨大的空白，开始整理、检视日本的收藏，学习并仿效中国鉴藏传统，购入与中国藏家大体类同的画作。一批文人画作品在这一时期流入日本。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小川睦之辅、斋藤董盦、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根津嘉一郎等人逐渐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书画大藏家。而从清宫流入日本的精品，也不乏有传为董源的《寒林重汀图》、李公麟的《五马图》、传李成所绘的《平林远树图》等重要作品。
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二战”及以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画，有的毁于战火中，因为日本经济萧条文物价格大跌而流落到欧美各国的作品也为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