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对等的提问——关于所谓“研究逆差”的思考

随着各种类别的西方艺术著作的大量引入和译介，人们对西方艺术与艺术史等相关知识的了解逐步增多。无论是高校中的教科书，还是社会上的普及读物，似乎已经对西方艺术的基本形态、发展过程和各种流派等一网打尽，遂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中国对西方艺术已经有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有专家指出中国对西方艺术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仅仅停留在译介水平上。虽然知识性的普及读物不少，但缺少真正研究意义上具有深入思考的著作。译介只是研究过程的基础环节，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研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对中国的艺术研究却十分深入，甚至出现不少的汉学家，如高居翰、雷德侯、苏立文等。虽然国内对其学术成果略有争议，但他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却是不容忽视的。这就出现了所谓的“研究逆差”。真正的研究不是对译介著作的人云亦云，而是能够面对艺术原作，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深度的文献阅读，在对研究材料的全面掌握下，作出有突破和创造性价值的研究。

有一种将中西方艺术史研究（主要是美术史领域）的差异视作“研究逆差”的观点，即相比于西方学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国学界的西方艺术史研究处在“逆差”地位。这种艺术史研究的差异和距离不会被大多数人所否认，但强为之名曰“逆差”的现实，其实指向了两个不对等的提问，通俗地讲就是：何以西方学者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上硕果累累，以及中国学者缘何在西方美术史研究中尚未成绩卓著。

这两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但关注这样两个事实：20世纪上半叶西方“美术史”学科的东渐和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内关于西方美术的研究，或许可以对理解问题有所裨益。

中国尽管有着悠久的美术传统和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但从艺术史理论、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来看，历代偏重“画史”的相关著述，尚不足以直接合成一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美术史。

“美术史”学科被介绍至中国，正值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时期，而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已在西方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欧洲之外的艺术世界也在西方学者的关注之中。从当时国内学者或艺术家编写的中国古代美术史书籍中，可以明显看到编写理念同传统的“画史”差异显著，更加偏向西方传来的美术史的书写。

例如，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姜丹书的《美术史》，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美术史著作。传统的文人画家和艺术鉴赏者，极少关注工艺美术，建筑和雕刻也不及书画受到青睐，而《美术史》的上编中国美术史，却从建筑、雕刻、书画和工艺美术四个部分展开叙述，其中所受到的西学影响自不必多言。

当时西方美术史书籍的引入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直接翻译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二是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直接翻译西方学者的著作，西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明治维新之后走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日本，在学术和艺术上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日本是当时中国学者获取西方美术知识的重要窗口。因此20世纪上半叶，作为舶来词汇“美术史”的背后就带有西方文明的影子。

20世纪后半叶，国内关于西方美术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数量和代表性来看，译介工作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研究者尤其是初入门径的研究者而言，无论面对中国美术史还是朝向外国美术史，了解美术史相关文献都是很有必要的。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的确如此，中外文献同样浩如烟海，如不了解“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的方法，就难以进入研究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西方美术史著作较为系统有序的译介工作，相当于为学界勾勒西方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和建设目录之学的努力，其中既有人们熟悉的艺术史通史，也有国外知名大学的艺术史系列丛书，亦不乏国外艺术史家的专著或文集。这些译介而来的西方艺术史著作，一方面让人们了解到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和动向，另一方面使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传播到国内。

部分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并非毫无成绩，但凡稍有关注学界近些年的成果便可知。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将积累数百年甚至更久远的西方美术史文献（如果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算在内，便不止两千年）介绍到国内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国内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刚过六十年（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谁也不敢狂言，国内学界已经全面了解西方艺术，或者研究水平已经超越西方同行。

回到最初的问题，针对“逆差”现象提出的疑问，本身就站在不对等的中西比较的立场上——无论从文化的影响多寡还是学科的发展建设来说都处于不对等的竞争关系。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可以理解但绝不应该提倡，学术研究本就不能指望一口吃成胖子，因此“逆差”激起的心理不平衡没有必要。倘若走向另一个极端：为自己的些许成绩而骄傲自满、将西方学界的点滴进步视作威胁和挑战，反倒会令学术研究被狭隘的民族情绪所裹挟，“制造”出一批荒谬可笑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