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成窑紫砂艺术的底款探究，揭秘其制作与文化背后

在考古学和文物研究领域，关于玉成窑及其产出的紫砂器具，我们可以说知之甚少。尽管如此，一些珍贵的作品仍然流传至今，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段历史的窗口。玉成窑的制品中，有几种底款值得特别关注，它们不仅体现出工艺家的技艺，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的一面。

首先，“玉成”、“玉成窑造”这样的印记并不指向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更多地具有敬语或赞美意义，意指“完满”或“圆满”。据《紫砂印象》一书记录，在所有被收录的16件来自于这个名为“玉成”的作坊的作品中，只有5件上刻有这种标识。这其中，还包括那件著名的东石款花盆（见图7），以及另外三件大型烟嘴（图18-1）。这些烟嘴以其品种而非文人风格著称，并且它们上的题词也显得独特。在这三件烟嘴中，只有一两件带有“玉成”的印记，而另一件则刻着更为生动的话语——“不玲包换”，并伴随着左侧的小型东石印章。“不玲”，在江浙方言中意味着不可行，这样的字样透露出广告元素，不仅显示了王东石创办这个作坊初衷超越了简单的人士之间交流，更考虑到了经济效益。

接下来，“林园”这一底款多见于赧翁铭所做作品，如博浪椎壶、瓜娄壶、秦权壶等，这些都是梅调鼎与王东石共同努力合作生产出来的小巧精致之作。此外，“曼陀华馆”也常见于何心舟和梅调鼎的手笔，他们都曾用过类似的底款。而日岭山馆这一名称，则出现在汉铎壶及其他几个人的作品里。

最后，“奉川石林窑造”的字样可见于何心舟制作的一些作品。这几种不同的底款似乎彼此交织，但同时也各自保持独立性，其中曼陀华馆和日岭山馆虽然分别出现在不同人的作品中，却又共同存在，因此只能解释它作为一个工作室或者作坊名称，即梅调鼎、王东石、何心舟等人共同参与的一个制陶工作室。而这样理解下的玉成窑，就成了几个热衷文化艺术的人士与热衷工艺技术的人士合作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性质较强但又具备普遍意义的大型艺术空间。这里聚集了陈山农、任伯年、徐三庚等多位文人墨客，与他们一起塑造了一股新的气息、新风气，这正是继承陈曼生开创文人紫砂壶之后新时代下的一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