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中，瓦尔特·本雅明分析了人们对艺术作品的看法在现代发生的转变。本雅明历数了胶片和摄影对自主审美体验的减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研究了技术复制在塑造审美体验方面发挥的作用。

具体来说，本雅明梳理了历史上艺术在为宗教崇拜提供“仪式基础”方面的作用，宗教崇拜赋予了艺术作品独特性，他称这种独特性为“灵晕”。通过技术复制，艺术作品的灵晕失去了审美和历史共鸣，它在仪式和宗教传统中的作用完全去除。借助胶片和摄影，影像的可复制性意味着，“摄影棚中所拍摄画面的奇特之处在于照相机或摄像机替代了大众”，而大众现在替代了神圣的仪式空间，原作的观感在技术复制过程中完全丧失。

我在思考这篇文章时常常想到3D打印的出现，也想到很多朋友，他们曾是非常成功的摄影师，现在却难以应对时代和摄影作为一个艺术领域的消亡。然而，这种演变不该令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早在智能手机问世之前，艺术复制就已经在数百年中得到广泛使用。从5世纪中国的凸版印刷，到18世纪的金属版印刷和平版印刷，再到20世纪新发明的丝网印刷、点阵式打印和激光打印，机械复制是艺术形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批量复制的成本不断降低，画作和照片被大量翻印，挂在世界各地的酒店和餐馆。

然而，在如今这个人人都可以在不顾信誉和金钱补偿的情况下复制艺术作品的时代，这种印刷艺术作品的能力意味着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艺术的批量复制是否意味着，随着艺术现在转入纯物质商品范畴，艺术不复存在？

几年前，在一次有关本雅明艺术复制理论的大学讲座中，我分析了卡修斯·马塞勒斯·库利奇的《患难之交》（1903年）。这幅画是由18幅画作组成的“狗打扑克”系列作品中的一幅，描绘狗在打扑克时作弊，是公认的低俗作品。但它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广泛复制，并且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家庭中的一件重要装饰。你有生之年可能至少见过这幅画若干次。有悖常理的是，尽管这个系列品味低俗，但近年来这组画中有多幅卖到六位数价格。这次讲座结束几天后，在离开上海一栋建筑时，我发现这幅画就挂在电梯旁。我将这幅画置于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了思考，在中国，有其独特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含义，我在想是不是这幅画的可复制性或许使它能够在远离美国文化起源的地方具有意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艺术的可复制性如何能在导致艺术终结的同时充当“坏艺术”和其他一切艺术更有力的文化传播工具？

作弊不限于美国或中国，也不是如柏拉图《希帕库斯篇》所述的晚近才出现的人类现象。然而，一幅关于狗在打扑克时作弊的画作为“坏艺术”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文化传播（这肯定令许多艺术评论家不快）。与此同时，因为它永远是仿造的而非原作真品，它成为有自己特点的作弊复现，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坏艺术”在拍卖会上卖出比许多经典艺术作品更高的成交价，市场资本主义为销售着想接手了视觉艺术复制，同时貌似令接触艺术（即使是贬值的艺术）的机会大众化，或许，如同这些情况那样，打扑克的狗是艺术模仿生活的预见性实例？（李莎译自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1月18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