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成窑紫砂艺术的底款探究，揭秘其珍贵作品背后的故事。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和确切的窑址位置，关于玉成窑的历史细节仍旧存有谜团。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通过少量流传下来的作品来了解其独特底款风格。

“玉成”、“玉成窑造”。这两种印记在紫砂壶中相对较为常见，它们不仅体现了工艺家的尊敬与致敬之情，更是对品质和工艺的一种肯定。在《紫砂印象》一书中，只有五件作品被记录下来，其中三件是王东石创作的大烟头。这三件大烟头不仅在品类上具有特殊性，其题句也显得格外独到。此外，还有一件花盆采用“东石”小印，这些明显带有广告意味的字样，如“不玲包换”，反映出王东石创建玉成窑时既考虑到了文人之间交流，也注重经济效益。

“林园”。这种底款经常出现在赧翁铭所著作中的博浪椎壶、瓜娄壶以及秦权壶等作品中。这表明梅调鼎与王东石合作制作的佳品数量颇多，而这些产品通常以高质量著称。

“曼陀华馆”。除了何心舟那本名为曼陀华馆柱础壶之外，梅调鼎也有同样的柱础壶设计，但使用的是“曼陀华馆”作为底款。

“日岭山馆”。梅调鼎汉铎壶上的“日岭山馆”印记显示出了他对于地理名称选择上的个性化倾向，同时也证实了他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工作的事实，因为据说他的伙伴们还会使用这样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标志。

“奉川石林窑造”，主要出现在何心舟的手笔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地名或作坊名似乎交织在一起，使我们难以将它们完全分开。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曼陀华馆”和“日岭山馆”的出现频率并不低，他们可能并非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某些人的工作室名称——即今天所说的制陶作坊，那里汇聚着几个热衷文化的人物与热衷工艺的人士共同合作而形成的一个地方性的艺术集群。因此，当我们提及玉成窑时，不可忽视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物如陈山农、任伯年、徐三庚等，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文人墨客云集的地方，是新气象、新风气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了陈曼生之后文人紫砂器领域新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