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占地200多英亩，有着四个大展馆和12个植物园的庞大机构，员工总数不到400人。该机构的经费来源、日常运营与管理有何独特之处?对国内的美术馆、博物馆有没有可借鉴之处?这是我们在此文中重点讨论的话题。

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植物园概说

1905年，威廉·奥尔顿·曼(William d’Alton Mann)以溢美的笔调描写了55岁时亨利·E·亨廷顿(Henry Edwards Huntington)之形象。他是一位拥有铁路公司、银行、快件邮政、土地、木材、煤矿、铜矿、铁矿、轮船和造船工业等四十家企业的总裁，也是一位热忱的读者和书籍爱好者，在其私人和社会交往中谈吐幽默，尤其喜爱跟好朋友开玩笑。亨廷顿曾说过：“世人生生灭灭，书籍却可永存。要盛名不朽，集藏一批珍秘善本正是无上的稳妥捷径。”亨廷顿图书馆与华盛顿特区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akespeare Library)及纽约的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The Morgan Library Museum)齐名，为美国最负盛名的私人图书馆，它们都是“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在美国出现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机构。

亨廷顿图书馆（图片来自网络）

除此之外，亨廷顿在艺术收藏方面也可圈可点，这与他对英语古籍珍本的爱好一脉相承，也与其第二任妻子阿拉贝拉·杜瓦尔·亨廷顿(Arabella Duval Huntington)的趣味引导有着莫大的关系。1928年，亨廷顿艺术馆(the Huntington Art Gallery)正式对外开放。最具特色的当属那个有东西向的长廊、亨廷顿曾用于接待客人和生意伙伴、装饰极为考究的小型书斋、休息室、餐厅、巨大的朝南露台，还有亨廷顿为妻子苦苦寻觅并陈列其间的15-20世纪早期的1200余件欧洲艺术精品。小休息室内布满了亨廷顿夫妇的法国装饰艺术品以及一些英国肖像画，其中的法国贵族装饰艺术品在今天的价值远远超过3100万美元。至于说原先存在于那里的多间卧室、浴室、私人起居室、仆人区等在开放时就被可以改造过了。平心而论，这与伦敦的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Sir John Soarne Museum)尽可能保持约翰·索恩爵士夫妇生活环境原貌的做法相比，未免有点遗憾。今天到访亨廷顿图书馆的游客可在位于亨廷顿私人善本图书馆西侧的四个展室内看到那些璀璨的欧洲名作。至少就这部分艺术收藏的陈列而言，大略可窥见当年的面貌。尤其值得一提的一点便是，意大利与北欧文艺复兴时期名作的展示方式，亨廷顿竭尽全力将纽约57大街宅邸里品位挪移到美国西部的圣马力诺(San Marino)。

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植物园简称“亨廷顿”(The Huntington)。在三大板块之中，艺术收藏馆和图书馆的关系密不可分。亨廷顿图书馆收藏的版画、照片、艺术书籍、雕版等属于艺术品。两个馆经常互调作品举办展览。亨廷顿的核心部分是图书馆，艺术收藏馆的管理政策是从图书馆承袭而来的。

亨廷顿图书馆的植物园（图片来自网络）

2019年恰逢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植物园创立100周年，从9月5日开始的亨廷顿100周年庆典一直持续到2020年。现任董事会主席卡伦·R·劳伦斯(Karen R. Lawrence)在这一天宣布了该机构从现在的“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植物园”更名为“亨廷顿图书馆、艺术博物馆和植物园”(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Museum and Botanical Gardens)。从“艺术收藏馆”到“艺术博物馆”仅仅差了一个英文单词—“museum”，但更名的意义深远。劳伦斯的理由在于：在当下，亨廷顿的艺术收藏早已不是被编目的藏品，而是出于研究、教育和更为广泛的公众体验的考量，它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展示以及相关的阐释。对这个变化所带来的深层优势则体现于一点，公众更有机会接近藏品并进行体验和学习，他们会更多地被邀请参观展览和参加相关活动。在成立之初，亨廷顿艺术馆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其一是展示镀金时代美国最伟大宅邸的古典装饰风格(the Beaux-Arts Style)，还原亨廷顿夫妇的日常生活;其次，借助于现代化的修复技术、照明手段以及精深的学术阐释方式，为观众呈现具有教育功能的艺术陈列。对照之下，如今的亨廷顿已经成为加州，乃至美国的重要文化地标之一。2016年度亨廷顿接待游客量超过70万人次，1700名学者在此从事研究。一个占地200多英亩，有着四个大展馆和12个植物园的庞大机构员工总数不到400人。该机构的经费来源、日常运营与管理有何独特之处?对国内的美术馆、博物馆有没有可借鉴之处?这是我们在此文中重点讨论的话题。

董事会在亨廷顿所起的作用

早在1906年，亨廷顿就对外宣称：“打算在辞世之前将一些东西回馈给公众。”但未点明这些东西是什么。他签署于1914年3月28日的遗嘱显示，房地产和艺术、图书藏品是首要考虑在内的。他决定将位于加州洛杉矶郡(the County of Los Angeles)的财产(其中包括别墅、画作、珍本书、雕像、挂毯)赠与妻子阿拉贝拉。另外还加了一条，在其他居所的珍本书和画作必须陈列在亨廷顿老宅(Huntington Home Place)，所有上述藏品应该赠与洛杉矶郡，将其作为一个使得公众获益的博物馆、公园和图书馆运营。

如今的亨廷顿形成如此规模，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1906年10月，亨廷顿在帕萨迪纳(Pasadena)的一次晚宴上遇到了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植物园得以创立的关键人物—天文学家乔治·埃勒里·黑尔(George Ellery Hale)，此公当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董事会成员，一手筹建了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的威尔逊山天文台(Mount Wilson Observatory)。他当时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把帕萨迪纳打造成为美国西部的文化中心，让科学与艺术在这里实现完美的融合。当时的加州理工大学和威尔逊山天文台已经为帕萨迪纳吸引到全美最顶尖的科技人才，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吸引文化艺术方面的英才，亨廷顿得以创建可谓恰逢其时。这次会面中，亨廷顿对黑尔提出的创立研究中心和图书馆的设想颇感兴趣，但没有立刻拍板。1914年4月，亨廷顿的养子阿彻·亨廷顿和黑尔在纽约会面，下午黑尔与亨廷顿在阿彻创立的西班牙博物馆会谈。自1906年首次碰面以来，黑尔第二次有机会与亨廷顿讨论其藏品的未来相关问题。也就是在这次会谈中，黑尔改变了亨廷顿将藏品交给洛杉矶郡议会管理的最初想法并痛陈其弊端所在，建议任命一个董事会，挑选有学识、有品位、有经验的人来任职，这样才能保证整座机构学术上的独立性，进而能够吸引到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1914年5月，黑尔致信亨廷顿，建议其整合其善本书珍藏建立一座图书馆。1916年，黑尔在写给亨廷顿的长信里详细描述了整座机构的规划，其中提到了建造图书馆和博物馆，前者供研究者利用自己的藏书，后者则向公众展示亨廷顿夫妇的藏画。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黑尔在这封信里特别强调一点，华盛顿的卡内基学会主要侧重于自然科学研究，因此在艺术、考古学、历史及文学等方面则是一个地，亨廷顿正在酝酿中的这所机构则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会给整个社区、美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福音。

亨廷顿图书馆内景图片来自网络

1919年，在黑尔的襄助之下，亨利·爱德华·亨廷顿图书馆和艺术馆宣告成立，黑尔顺理成章地成为董事会仅有的五位创会成员之一。首批董事终身受命，此后的每届任期为10年。黑尔在托管书中规定，亨廷顿永远不能与其他机构合并，否则，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均会转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名下。1922年4月8日，也就是爱子霍华德·亨廷顿辞世12天之后，亨廷顿签署了三份契约，将其善本书、手稿收藏、画作以及圣马力诺农场捐赠给理事会。这则事件成为1922年4月9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头版头条内容也在意料之中，文章的标题—《所有亨廷顿艺术藏品成为回馈公众的礼物—受托团体得以创立以永久性保持其庞大藏品不分离》暗示了亨廷顿图书馆和艺术馆的整体格局，文章的作者把亨廷顿的捐赠行为与同年开放的纽约弗里克藏品馆(the Frick Collection)相提并论。无独有偶，4月12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也给予亨廷顿的捐赠以极高的评价，捐赠艺术品行为是一个最为高贵的举动，公众能永久地从其高雅的趣味中获得益处。1923年5月15日，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27号决议”，正式接受亨廷顿的捐赠并深表谢意。

1926年，董事会通过了修订版章程，声明亨廷顿图书馆是免费的，但只对有资格的学者们开放，藏书概不外借。其使命不仅是“促进学问、服务公众”，还要“鼓励对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的原始资料的研究”。1927年4月25日，亨廷顿和他的董事会签署了一份合法的授权文书，亨廷顿图书馆和艺术馆成为“阿拉贝拉·亨廷顿纪念艺术藏品”的受捐机构。确保这批藏品的陈列方式保持不变，亨廷顿同时创立了“阿拉贝拉·D·亨廷顿纪念信托”。在此意义上，作为一个非营利的教育机构，亨廷顿图书馆和艺术馆可免除财产税。1930年底，相关提案被提交给加州政府，最终得以通过并写进了州宪法修正案。在此之后，董事会需每年向加州政府提交由独立会计师编写的财务年度报告并公布其非营利的财务状况。

由五个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下设三个分别管理财务、图书馆与美术馆、庄园建筑的委员会。就财政来说，亨廷顿在1927年去世时给这个机构留下了1050万美元的资产，包括藏品、土地、房产以及各种股票和债券。1934年时，时任财务委员会主席的亨利·罗宾逊(Henry M. Robinson)一手打造的投资组合呈现如此格局：40%公用事业、20%铁路、30%加州企业，这种多元化格局降低了投资风险。1936年时，亨廷顿的财务状况较为乐观，留本基金总额为950万美元，盈利达到总数的4.5%。为了保证亨廷顿资产的市值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董事会规定，年度投资所得利润的消费不得超过5%，这个基准一直坚持到今天。包括门票收入、商店销售所得、版权费、咖啡店特许经营费用、场地租赁费用等的营业收入也在亨廷顿的运营中发挥重要作用。就管理而言，戴璐在《美国亨廷顿图书馆管理与教育功能服务考察》一文里提到，亨廷顿的最高执行者是董事会任命的总裁，下面分管八个职能部门：图书馆、美术馆、植物园、研究部、总裁办、培训和志愿者部、财务部和发展部。应该提到的是，总裁办、发展部、财务部等行政管理部门在经费使用、会员发展、访客调查、技术支持、安保服务等方面为机构提供保障。

亨廷顿艺术收藏馆（图片来自网络）

曾担任亨廷顿主席的斯蒂文·科布利克(Steven S. Koblik)曾在标题为《从局外人反思博物馆世界的领导》(《Reflections on Leadership in the Museum World from An Outsider》)的演讲中提到了当下亨廷顿为之提供服务的六种类型的观众群：首要的一种是该机构成立之初的特定群体，即学者。亨廷顿每年出资200万美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学者(包括教师和博士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利用亨廷顿丰富的藏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从事专深的课题研究，受助学者将通过其博士毕业论文、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的专著证明其在亨廷顿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科布利克所提及的第二类观众是董事会成员;第三类是捐赠人群体;第四类是各种级别的会员(亨廷顿的会员可划分为七个等级，应缴纳的年费分别为：120美元、200美元、280美元、360美元、700美元、1500美元、2500美元及以上，2015年的会员总数超过38000人);第五类观众是K12年级以下的学生群体以及帕萨迪纳地区的1100余名教师;最后一类才是最普通的观光客。科布利克特别提到，依据圣马力诺地方法律(the Law of the City of San Marino)，不能无限制地在博物馆和观光景点拓展观众，这也是亨廷顿设立之初极力避免的。相较之下，私人捐赠往往在亨廷顿百年发展历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亨廷顿接受捐赠的形式很灵活，捐赠者可以定向为自己感兴趣的特定的领域做捐赠，如图书及艺术品收藏、研究学者奖学金计划、学校教育活动、植物园等等。试举一例为证，2010年，加州地产大亨西德尼·布罗迪(SidneyBrody)的遗孀弗朗西丝·拉斯克·布罗迪(Frances Lasker Brody)将超过9500万美元的资产捐赠给亨廷顿。按照她的附加条件，其中的1500万美元捐给植物园，其余部分则支持该机构的运营。布罗迪夫人长期担任亨廷顿监事会成员，也是一位狂热的园艺爱好者，正是在当时亨廷顿植物园负责人詹姆斯·福尔瑟姆(James Folsom)的影响之下，她最终决定提供这笔巨额捐赠。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家、美国财政部长、艺术收藏家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w, 1855-1937)的慷慨捐赠和制度、管理等方面所做出的准备。1930年12月，梅隆成立了A·W·梅隆教育-慈善信托(Andrew W. Mellow Education-Charity Trust)，其目的是用“相当的资金和财产专门资助宗教、慈善、科学、文学和教育等领域，通过受托人的判断，推进公共福利，促进人类获得良好的工作或福利。”因此，信托将支付美术馆的建设成本，持有梅隆的艺术藏品，随后捐赠给国家美术馆。这与上述亨廷顿将藏品捐赠给“阿拉贝拉·D·亨廷顿纪念信托”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做法在美国博物馆、美术馆的发展历史中不胜枚举。

再如，1953年，约翰·保罗·盖蒂(John Paul Getty)成立了约翰·保罗·盖蒂博物馆信托(the John Paul Getty Museum Trust)。直到1976年6月6日，反复修改后的盖蒂遗嘱宣布将7亿美元留给该信托基金。这部分遗产在经历一些法律纠纷后，最终高达12亿美元，并由保罗·盖蒂博物馆获得。1983年，盖蒂博物馆馆长—将前述信托基金的名称改为“J·保罗·盖蒂信托”(J. Paul Getty Trust)，以反映他为之设想的一系列新活动。J·保罗·盖蒂信托掌握着盖蒂的巨额资产，但按照法律，盖蒂信托必须每年将捐赠市值的4.25%份额花掉。总体而言，董事会的存在使得亨廷顿和保罗·盖蒂博物馆这样的私立美术馆获得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主要依据政府财政支持的欧陆博物馆所不具备的。它的主要责任是确保使命的履行。亨廷顿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并不存在实际的股东并责成它。然而社会所提供的资金在客观上将其定位为最主要的股东。在此意义上，董事会有责任以这个集体股东的名义对机构的使命负责。董事会成员必须具有正确的判断力，对亨廷顿这个非营利机构的原则做出承诺。换言之，这就是美国的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AAMD)在2006年所提出的“艺术博物馆在能够为世界人民提供持久的教育及欣赏的艺术方面的资源之中，成为最受信赖和尊敬的公共机构。”毫无疑问，亨廷顿100年的存在历史是这个定位的鲜明注脚，这也是爱德华·亨廷顿夫妇和重要推动者前述黑尔的初衷。作为个案，亨廷顿的管理运营理念在某些方面可资国内美术馆、博物馆所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