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主题”是否真的迎来了新的一轮创作高峰呢？

我们既要展望未来，更要回顾历史。

20世纪中国美术史，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新中国以来涌现了一大批经典的作品，从徐悲鸿的《从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到五六十年代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黄胄的《洪荒风雪》和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再到十年代周思聪的《人民与总理》等，对这段时期的艺术成就的关注和整理，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陈履生先生。

今年国庆前夕，陈履生新着《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出版，此乃陈履生先生继《新中国美术图史》《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等之后出版的又一力作，伟业、脊梁、建设、农业、军事五卷，已经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还有“领袖”卷待出版。着名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永年教授认为该书有三大特征：一是内容详实、整理系统。二是有问题意识，并非简单的编录图典。三是有图有文，绪论和图典结合。该书的出版对于新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来说可谓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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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叠，使得一些“红色题材作品”一直受到市场的追捧。

问：近日，李可染《万水千山图》《井冈山》分别以2.07亿元、1.3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是否在某种程度又掀起了新一轮对红色主题创作关注的热潮？

李可染《万山红遍》 1964年作 设色纸本

陈履生：李可染的红色主题山水画创作在拍卖市场价格一直非常高，其重要原因是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李可染的全部作品中非常特殊，这一题材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因此，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叠使得这类作品包括像《万山红遍》等一直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可染作品中这类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对于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藏家希望获得这样的作品（如上海的龙美术馆，还有香港一藏家也非常热衷于收藏这类作品），因而使得这类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水涨船高。

问：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属于“红色主题美术创作”？其产生的背景是？

陈履生：在我的研究中，我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用过“红色题材”这一说法。其实“红色主题”是一种民间的提法，我通常将其称之为“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诉求的这样一种主题的创作。包括像抗战时期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以来以各个运动以及生产建设相关联的这些作品。包括像以形象为题材的作品，以的出生地以及表现诗意和圣地的作品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主题创作”，这类创作在题材上有它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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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的推动，使得本来在世纪之交已经呈现颓势的主题创作，又重新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问：能否谈谈新中国以来红色主题美术创作发展的历程？

陈履生：从历史的角度看，50年代初以写生为基础的传统国画的改造，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使传统国画获得了新生，但是，在60年代以后不断化的社会现实中，这种以名胜风光的写生“为国画创作开辟新的道路”这一最初的动机，渐渐被更进一步的直接为服务的功用所替代，名胜风光成了一种新的闲情逸致，显现出不能和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问题。因此，这之后所组织的写生活动亦由昔日的名胜转向新的名胜——圣地。从此，由5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的以表现诗意和圣地的山水画，在日益化的社会现实中开始流行。显然，以表现诗意和圣地的山水画，为山水画进一步为服务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题材，而其意义则超出了题材之外。圣地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对美术创作、特别是对国画中的山水画和油画中的风景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50年代初期的美术创作中，因为油画和雕塑的自身特点，在表现领袖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所长，出现了一批在20世纪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但是，传统的中国画面对这一历史的重任，许多画家不仅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深感旧形式与新内容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改造国画的现实中，国画家们由最初的圣地写生，到后来的专门以圣地为题材的创作，为60年代以后的山水画的出新和发展开辟了一条通途。

石鲁 《古长城外》 1954年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初步成就表现在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当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李斛的《工地探望》、石鲁的《古长城外》、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等作品出现时，这批与建设主题相关的作品表明了艺术家们在改造旧国画过程中所出现的由写生到表现新生活的变化，标志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具体的创作成果。其中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这种表现时代风貌的作品也为“新国画”在新社会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建设项目中的水电站、盘山公路、穿山铁路等大多在崇山峻岭之中展开，人们战天斗地投身建设的热情为山水画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缘。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在群山中依然透露出岭南派山水的笔法，但是，画面中的公路、汽车、电线杆都是过去山水画中没有出现过的图像，它们在画面中所占的不太大的比重并不影响作品和传统山水画的联系。尽管这些作品在画面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却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建设主题，并昭示了“新山水画”在时代的感召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画家深入建设工地写生，亲眼目睹了现实中建设工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被现实生活所感染而受到的启发以及在这种启发下所产生的创作冲动，催生了一个普遍描绘建设的山水（风景）画的潮流——“新山水画”，并成为中国画的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这些以山水或风光为主体的作品同属于建设主题，其中的建设者类如传统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他们作为这些建设场景中的建设者，有时候只占据整个画面中很小的位置，却是点睛之笔，不仅点明了人在建设中的作用，而且也点明了作品的主题，如《为祖国寻找资源》中的地质队员等。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山水画虽然不是直接表现建设主题，但是，画面用点缀的方法，巧妙地表现出建设的成就和时代的新貌，如傅抱石的《雨花台》《玄武湖》，都在远景中画出一片工厂厂房、高炉、烟囱。潘天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添加了电线杆、了望塔等形象。这些形象尽管在画面中所处的位置不大，却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使山水画的时代面貌在其中得到了反映。

围绕着这些新的题材，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画法，这也成为了这类主题创作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融合西方的造型、色彩，包括空间透视等等，使得传统的中国画在走向现实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从而远离了传统中国画的审美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也会出现了一些对于过去的反拨，希望能够回归到中国传统中国画的那种基本的审美规范之中，但实际上经历了新中国以来的改造，传统的中国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过去，所谓的回归传统，则是一种理论形态上的理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越来越关注传统的笔墨，以及传统的方式，对于当代中国画发展的意义。显然，第13届全国美展经历的现状，正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今天多元的社会中，既有传统的主题创作的延续，当然也有像传统文人那样表现自己个人心境、个人特色的一些山水花鸟的作品出现，但总之这个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下社会的要求，使得本来在世纪之交已经呈现颓势的主题创作，又重新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这是基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工程一个接一个的推动，使得这一类的主题创作呈现出来新的趋势和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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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的美术创作工程的开展是对国家主题创作的丰富。

问：这种由美术创作工程推动的主题创作呈现什么特点呢？

陈履生：第一，它是由政府有组织地进行题材规划，包括创作的题材、内容都是有规划的。第二，作者来源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题材内容指定某些着名画家来完成，第二种是经过全社会申报，最后通过专家委员会选取、确定由哪位画家来创作。第三，新时期的这些主题创作由于所涉面很大，语言的相似性比较突出。

问：创作这一题材的作品最大的挑战是？

陈履生：最大的挑战来源于我们今天的画家如何超越前面画家的作品，实际上很多作品根本没有超越前面画家创作的那些经典作品。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很多画家的创作对于题材的研究、对于资料的把握，以及创作水平等整体上都有所下降。

问：除了国家在推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地方呢？

陈履生：随着国家重大题材创作的开展和推进，很多地方也模仿国家美术创作工程，开展了地域性的美术创作工程，这些地域性的美术创作工程，旨在挖掘和表现地方历史或者与之相关联的一些主题，这也是对国家主题创作的一个丰富，毕竟在国家重大题材的组织种选取的是大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区域性历史事件也是该时期历史的一部分，只不过它的影响是区域性的，因此区域性的政府部门来把这一部分画出来，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