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et Breuer最近办了个展《痴迷：克林姆特、席勒、毕加索的艺术》（Obsession: Nudes by Klimt, Schiele, And Picasso）。
克林姆特，席勒，毕加索，这三位艺术家都因各自创作的大量的女性画作而闻名。此次展览正逢克林姆特和席勒逝世100年，展出了三位画家的部分画作。
当然，大部分是女性。
三位画家的照片影像（左起：克林姆特，席勒，毕加索）
策展人并不避讳席勒曾被指控绑架并猥亵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因而入狱的黑历史，反而印在了展出作品的一旁，并提出了一种开放性的讨论：席勒的画作在当今被很多人质疑，因为他的黑历史以及他与多名女性的复杂关系。
但其实我们很难去评判他的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如今已没有一个存活的证人，也是因为人们对道德的要求标准早已不同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奥地利了。但毕竟他的画作是放在当代展出，在现在一定是会引起关于他作品和人品的讨论。
席勒的绘画作品
看过这些文字说明，再看作品，我无法再保持同样的心情和眼光去“欣赏”席勒的作品了。那些夸张的造型不再具有别样的美感，而是扭曲的肢体和姿态。
我不禁一边想象席勒与这些女模特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他是否有、强迫她们做一些她们不愿做的动作？一边试图从她们的肢体和眼神中找出一丝的不情愿、恐惧、无助甚至痛苦。
Reclining Nude with Boots, Egon Schiele, 1918 （《穿着靴子躺卧的裸女》，席勒画于1911年）
看完席勒再看克林姆特，脑子里全是负面的、沮丧的、挣扎的情绪。此次展览并没有展出克林姆特最著名的“金色时期”的画作，而是一些的速写和彩铅作品。其中，有一幅作品旁的解说是这样的: The work belongs to a group of fifty Klimt drawings showing woman “pleasuring themselves.” With eyes closed, the model seems unaware of both her surroundings and the viewer.
我觉得很可笑，这一组50幅画中正在之中的女性，怎么可能对周围环境无意识，对作画者的存在毫无察觉？
难道克林姆特是在作画？这样岂不是在侵犯他人隐私，属于心理异常的？如果这些女性完全知道克林姆特在画她们，她们又是否出于自愿呢？众所周知，席勒把克林姆特当做精神领袖、导师、朋友，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道德观上也存在某种相似？
Reclining Nude with Drapery, Gustav Klimt, 1913 （《围着布料躺卧的裸女》，克林姆特画于1913年）
毕加索也一直是一位富有争议的画家，他有多段情史，私生活混乱，同时对他的女人有极强的控制欲和可怕的暴力。有一天毕加索的小三和小四在他的工作室狭路相逢，毕加索告诉她们“你们必须通过决斗来决定谁去谁留”，并把两人扭打在一块的场景画了下来， 即是著名画作《笼中之鸟》。
他生命中的这些女人，后来被贴上“毕加索的缪斯”标签，以淡化她们受到过的伤害。但其实对于毕加索而言，“Women are machines for suffering.（女人不过是承受痛苦的机器）”。为什么，又凭什么要让这些女性去牺牲才能成全一个伟大的画家？
Seated Nude, Picasso, 1908（《坐着的》， 毕加索画于1908）
回到家中，逐渐冷静下来后，觉得自己用现代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观要求上个世纪的人未免苛刻，那么在当今社会的框架下，艺术家的作品和道德又能否被分开对待呢？
我问自己，能否客观地看一个作品，抛开一切作品背后的信息，即便这信息里甚至包含严重的道德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博物馆的说明，对作者的访谈，专业人士的点评，都有可能会暗中造成我对一个作品产生某种倾向性的感受。了解或未能了解这些信息都将影响我对作品的理解，可能是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不是一个人的话，那么在大众中，可能有那么一批人，都对创作者的艺术水平和道德水平同时有要求和期待。
毕加索与他的缪斯在其工作室内
我当然可以理解，艺术家也是人，他们也可能有人性的弱点或不堪，尤其伟大的艺术家们，都是敢于挑战传统不走寻常路的，在他一面创造出好的作品的同时，另一面道德败坏甚至危害他人人身安全，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当月球背面曝光在大众视野中的时候，艺术家是否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是否愿意自己的作品从此蒙上黑色？就像前文中提到的席勒，在他出狱后，作品备受指责。他也因此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很长时间都不敢再画青少年。
道德其实是很模糊的区域，是不被法律所约束的区域，也是极容易引起争议的区域。每个人的道德底线和要求不同，对那些存在道德争议的作品的接受度也不同。
去掉昆虫动物的黄永砅的《世界剧场》（1993）
去年古根海姆美术馆在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世界剧场——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Art and China After 1989—Theater of the World）中，撤下了三个作品，分别是孙原和彭禹的《犬勿近》（2003）、黄永砅的《世界剧场》（1993）及徐冰的《文化动物》（1994）。这三件作品被指涉及动物，引发大量民众，美术馆迫于压力撤下作品。
有人指责动保人士，小题大做，干预艺术创作自由，也有人认为这些被展出的“艺术作品”中的动物，不是在自然环境中的天然行为，而是被限制了环境（例如《世界剧场》发生在一个有限空间的装置内），或是被限制了活动（《犬勿近》中的狗被拴在跑步机上），又或是被强迫发生行为（《文化动物》中被注射催情剂的猪）。这样的作品，只是批上了“艺术”外衣的动物的行为而已。
作为一名观众，看待一件艺术作品时，我通常会尝试把自己代入创作者架构的世界，尝试理解作品的创作初衷、情绪、抽象的语意。而我非常确定，我不会愿意把自己代入以上任意三个作品中。而且，不客气的说，这些动物并未为作品本身想表达的东西增添更多更丰富的含义，反而是作品中暗藏的那种人类凌驾于其他物种的姿态让我觉得不适。
席勒展览现场
艺术创作的自由当然也很重要，但问题是，艺术行为到底能否逃脱道德的审视，甚至法律的审判？
比如有一类人，打着艺术的名义，合理化任何伤害他人、践踏人类道德底线的艺术作品。中国有一位极具争议的行为艺术家，朱昱，就常以、生肉、尸体、动物作为创作材料。他曾做过一些极度残忍又的作品，比如《食人》。费尽心思去医院骗死胎，然后把自己吃死胎的过程拍下来，美其名曰是为艺术创作。朱昱所吃死胎总量大约在一克左右，这一行为的全过程，均都被拍摄纪录下来。朱昱在事后承认，当时他在吃婴尸的时候，有种想吐的感觉。
而后的行为艺术《献祭》更是令人发指。
在《朱昱侮辱尸体案：第一审普通程序庭审笔录》中，就记录了法庭对朱昱这项行为的描述：
“朱昱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在策划这个计划。但要找到同意其想法，并自愿为其怀孕的妇女并不易，所以被告人朱昱的计划拖延了近两年。朱昱在这期间同许多各种不同身份的妇女商量过为其生孩子的事宜。他还将其中的一些谈话内容用非法的手段进行了录像。2001年10月，朱昱又用他那事先编好了的近乎于歪理邪说般的所谓‘艺术的理由’，去劝说一位妇女对此事的认同。在朱昱的说教与其用金钱进行的双重作用下。使得这位妇女最后终于同意了与被告人朱昱合作。2001年底，朱昱与该妇女在医院进行了人工授精，导致了该妇女的受孕。2002年4月21日，该妇女在怀孕后四个月在医院进行了人工引产。引产出的胎儿被朱昱从医院中偷走，放置于他自己家里的冰箱内。2002年4月29日上午十时。被告人朱昱来到北京通州区永顺乡一小区内布置了现场。他将一张大桌子放置于露天平台上，并用白布将桌子包裹上。下午十四时，被告人朱昱将一条他从集市上买回的狗与那个被引产出来的胎儿一同放置于桌子上。开始了他的用自己的孩子去喂狗的所谓‘艺术创作’。”
无论《祭祀》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项行为中创造一个生命、再摧毁一个生命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所有的人类道德底线。
但朱昱在经过法庭一审后也不了了之，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却连尝试理解这样的行为艺术都无能，因为它已经越过了我能接受的道德范畴。比起关注他的作品，我更关注的是这样的行为是否只是博人眼球，作者是否有心理问题，他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做了这样的事情？
席勒的绘画作品
对于席勒等人的画作暂且还有讨论的空间，但对于朱昱这样的“艺术作品”，我认为不仅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还要对其打压和抨击。假如年轻的艺术家们看到这样已经踩在犯罪边沿的作品，认为它是可以被效仿和广泛接受的，是否会在艺术的名号下失去对道德的自我约束，进而走到极端而的创作中去呢？
因此，即便我人微言轻，仍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我的态度：坚决拒绝传播和消费这样的艺术作品，并给这样的一类作品消极的反馈。
我相信，观众的道德共识，对艺术作品的反馈，以及美术馆体系对作品的态度和判断，将会有助于进一步构建艺术创作的道德界限。而真正有才能的人，真正对人类历史有积极意义的艺术家并不会因为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就失去才能，失去其创作的必要能力，或是失去观众的欣赏和世界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