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来自南方的聚会，九个不同省份的近百位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画廊、实验空间齐聚在“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这个庞大体量的展览中。
展览的策展人崔灿灿将其称为他2023年最重要的一个大展，为了这个展览他足迹遍布南方十多个城市，采访了超过百人。他希望在“内卷”的北京和上海之外，寻找更多地可能性，拿他的话说：“北上南下就是开始”。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将南方连接起来，展览分为四个不同的章节，不妨听听崔灿灿是如何解读其中的关系与延展的。
和以往的地域性展览不同，我们不以展览的主题开篇，而是以几十句艺术家的观点作为序言。开宗名义的指出个体的重要性，这些话语之间有呼应，但更多的是对立与矛盾，它们之间唯一的共性便是都居住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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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的两张照片，注明了我们对南方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之后，是长达一个月的采访和南方的群像，几十位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才是展览的中心。之后，我们选用了三件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余果以地理学出发的《从山脉到海岸》，程新皓沿着怒江和澜沧江抵达海洋的《你不要到南方去，你不要到北方去》，童文敏的森林中倒立的身体《反射.松林》。三部影像作品像是公路片一样，勾勒出考察南方时相似的情绪与时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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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楼的正厅，我们以“南方自转”为题，遴选了5家不同类型的艺术机构。它们作为南方的媒体、美术馆、画廊、实验空间和艺术家的自我组织，有着独特的存在依据、价值立场和工作方式，呈现了南方艺术生态的典型性案例。它们是深圳的打边炉、昆明的昆明当代美术馆、长沙的拱形画廊、重庆的器空间，海南的找房团，这些机构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于“在地性与全球化”，“外围与中心”，“自转与公转”的理解，为地方性机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它们在地图中，像星光与岩石一样，散落在各处，汇集成星群、群山和南方的力量。
南方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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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的空间之外的，便是南方星群里的无数个体：韩建宇描述的森林深处；唐浩多种植的海南当地的水稻；解丁泉铭记下鄱阳湖干旱时一平方土地。自然亦是人文与历史，付美君笔下傈僳族的民族生活与现代主义绘画的结合；聂力画中的动物、夜晚、星空，原始主义和现代城市阻隔的故事；南方不止是绿色和蓝色，它有城市、工业，也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先锋，李红宏组装的各式电子产品的纪念碑，记录下南方工厂和科技变革的景象；郭国柱拍摄的南方各省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弃的村落；“苗文翻译局”对传统苗语字与词的现代扩充，填补苗文中没有的“冰箱”、“空调”与“网络“；而菠萝核根据港剧改编成的绘画迷你情景剧，成为展览的另一种隐喻，他们以集体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创作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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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展厅中的每一个个体与机构，它们有着的自己独特的艺术与价值诉求，是不可磨灭的个体。他们生活在南方，是南方的无数侧面之一，对应着南方不同的文化位置和知识系统的连接点，艺术不同的位置和可能，有南方的自然、气候与生长，历史中的人文与风土，当代的城市与现代的危机，以及那些超越地域的意义，合在一起，便是“南方星群”。
深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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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变来自于“时间”概念的巨变，那么深圳无疑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拨动了全国的时间。时间、效率、生命、金钱，这些不同的词汇，凝结成一种中国特色的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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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整场展览中，唯一一个以“城市”命名、以地域为标尺的单元。有几个原因，1、设立深圳单元，是坪山美术馆对所在城市的自我调研与责任，也是“深圳当代艺术研究”展的后续；2、80年始的“南下”浪潮中，深圳是目的地，也是代表。3、作为“城市化”的发端，深圳用40年创造的超级城市，对城市的变迁，构成了一种促进性的张力；4、这座纯粹的“移民城市”，成为“游牧”和“南方”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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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艺术家的采访中，科技与创新被反复的提及。但我们更愿意以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展览选用了一首打工人的诗歌作为开篇，另一边渔网上遗弃的钥匙，标识着多数深圳人生活的处境，涌入这里，流动性的“游牧式”的生活总是舍弃过去。之后，我们讲述了来到这座城市的理由，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的充裕，自然气候的宜居，流行文化的涌起，和电玩影响着第一批深二代的生活，她们着更流行和童话的装扮。电子产品无处不在，华强北成为深圳曾经特有的符号，一面巨大的遥控器墙面成为电子时代的纪念碑。而这座城市的今天，科技、研发、创新和生产加工的便利，无疑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优势。它同样带了艺术理念、语言和手段的变革，声光技术在艺术中的应用，科技含量在作品中显现，人工智能作为新的课题，这些成为深圳当代艺术的另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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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终究是一座移民城市，你既能在这里看到本土的流动，也能看到许多年轻的海归艺术家。他们有着更国际化的审美和语言，他们对“地域性”并无留恋，试图回到更远的欧美。对于“移民的二代”而言，基因里早就没有了文化融合和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父母相比，“歇脚”式的生活，不是策略，而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他们选择在南方或更远的地方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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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艺术来自于一种需求，哪里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哪里就是下一个目的地，这便是“游牧”最真实的动机。在艺术家的漫长人生中，任何一个地域或城市都不是“时间”的终点。
北纬30度以南：
自然、气候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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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确定了需要考察的八省一市，地图上隐约出现了一条弧线，北纬30度以南。这个线索，为南方的描述提供了另一个切口，关于这里的自然、气候与生长的独特性。这里的自然带以带的常绿的阔叶林为主，山脉与丘陵交错，河流水系遍布。夏季的东南季风带来太平洋的水汽，年降雨量多在800毫米以上，再往南，便是接近热带的闷热、潮湿的丛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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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的塑造相比，体感、颜色、声音更接近记忆中的身体感知。一位海口的艺术家王婷写到：“对南方人来说，气候是潮湿、闷热挥散不去，在视网膜留下的气雾阴影、在鼻腔粘膜与皮肤表层留下的黏糊感。这种感受难以以文字记录，只能以肉身来感知与记载。这也成为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根基。我们的身份，并非基于我们身份证件上的城市、也非南方方言或其他外在的信息。而是当我们呱呱落地后呼吸到的第一口空气、伴随着我们长大的皮肤接触外界的原初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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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单元，以古老南方的原貌，以“植物”开始，王婷描绘了南方仿佛梦境中的热带植物的局部；吴雨航用宝丽来的手工显影方式，“移植”了在荒野中的溯游观看的细微感知。自然亦反馈语言与情感，苏家喜用细密的笔触试图接近植物针叶的结构；郝龙笔下的密林和景观中的动物，反衬了城市中的陌生与疏离；袁野以博物馆学和研究者的方式调研了深圳大万世居内现存的植物。然而，自然除了作为知识和感知，又是一种精神启示，霍旭冥以一种纪念碑的形式，刻画了自然的狂风、闪电、暴雨、树木的神秘经验；山河跳以“问卜”的方式，在东方神秘学、民俗学中寻找当下社会议题的答案，讲述自然在粤语地区与地方风俗、神话、巫术融为一体。
“三个贵州画家”的小专题，是展览的另一种视角，它试图呈现一种混杂了自然、生命、野蛮、原始主义与城市困境、现实刺痛交织的地方经验。这些看似“野生”的作品，以一种生命荒蛮生长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当代艺术赖以生存的宏大哲学、历史叙事、艺术美学和语言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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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气候与生长”之外，我们又试图在南方寻找一种无法被标准化和中心化的艺术生活。他们的价值并非是将“生产艺术”作为目的，而是将“艺术”作为一种介质去重新参与、认识、创造生活本身。毕业于化学系的吉木，沿着南方的四条河流，取水，烹煮，炊饮，过着一种以自然供养肉身的生活；黄于纲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凉灯，他将那里的一块土地移往不同的美术馆，讲述着寨子里人和土地的故事，生老病死，四季轮回；杨建雄在2020年春节困于老家，他第一次放下“艺术的工作”，像父母那样在田中劳作，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并完成父亲的梦想，一起挖一个池塘。亦如艺术家唐浩多在采访时说，在海南没有太多机会，展览也没人知道，我们一年也做不了几件，但只要做一件，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质感，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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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当地，当地除了日常和自然之外，也总是充满“梦想”与“问题”。像是一位北漂回来的艺术家所言，北京和上海有最好的艺术生态，“附近”都是艺术，但没有他所关心的特殊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离开艺术的中心，去往地方，便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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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自然、气候、在地的生活，既是一种知识的生产，感知的唤醒，又提供了一种存在秩序的参考。在自然的迷雾中窥见那个尚未被文明所驯服的世界，那是世间更值得歌颂的旺盛且未知的生命力。然而，它也存在于每个地区和每个个体的生命之中，这也是展览的意图，不是为了确定“什么是南方？”，而是将“南方”作为一种普遍经验，重新去反思、拓展、重构中国当代艺术基本问题。
城市化， 一样的困境，国际化，不归的候鸟
显然，如果在20多年前，这样标题不会出现。当时无分南北，都处在城市化的青春期和狂想之中。过去20年，我们确实看到城市化和全球化给南方带来的好处，以及城市化带来的症候与冲突，它不分地域，也无关大城小城，如今都有着相似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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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中，我们意识到，“南方”的概念并不恰当。作为一种标尺，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是“国际化”和“城市化”在超一线城市、大城市、小县城的时差和不同反应。这或许解释了北京、上海，艺术生态上的繁荣，它和地域无关，而是城市的体量所决定。1980年，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开始；1988年，海南设省，偏安一隅的岛屿，迎来新的梦想；直至90年代末，广州、厦门、潮汕，这些沿海城市的便利与先进，接近顶峰；97年，重庆设直辖市，城市沿江巨变；而相对贵阳，一位艺术家讲到，2010年这座城市的隧道开始变多，城市迅猛的扩张。这一年，并无特殊的变故，而是08年北京奥运会开启的全球红利，两年后才到达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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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单元，以南方最早的“城市化”，最初混合的“地方性”开始，以揪小组的广式消费主义和幽默感开篇。之后佘海清在顺德工厂批量生产的宝石，成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代表。雷童的旅游报亭，讲述了桂林从自然山水城市，到争取国际旅游之都的转型；朱岚清拍下南方边陲的东山岛，从港商勾画的国际旅游项目“百亿新城”的兴起，到98金融危机导致的衰败和烂尾的过程；庞博仁对世界的渴望，在海口的海边用沙做成的巴黎、华盛顿、开罗的名胜地标，显现了城市化中魔幻的错城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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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巨变，也反映在城市内部，吴不不的几个行为幽默的模拟了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交通规则与边界；李隋唐用KT板剪影，模仿了所有新城市的标配，各处涌起的公园雕塑与休闲广场上的市民生活；陈轩荣描绘了城市中兴起的街头文化和随处可见的涂鸦；而海归的金晶，却在不同的地域中捕捉到一种共性，无论是冰岛的极地风景，还是厦门高楼间的反光板，对她而言都有着相似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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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和“全球化”同样改变了童年、情感、爱与家庭观念，我们特别陈设了一个“两种关系”的单元。李波因为工作和妻子两地分居，在重庆和北京之间写下一封《两地书》；张增增和李娜从他乡求学到同一所学校，在一起学习、相识、留校，拍下一张两种视角的结婚照；彭立彪远居深圳，父亲是老家的铁匠，这么多年他唯一的和父亲艺术交流，便是一起打铁做成一件雕塑。周建胜在父亲去世后，把从小长大的老房子分拆运往长沙，改成一个小房子，对他而言，有妈妈和童年的地方就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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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元的一角，贺子柯的《乱码城市》以母亲的视角，讲述了这座南方大山里的城市变化。2010年，贵阳迎来了城市化的巨变，隧道和立交桥打通了一座座绵延的大山。交通的改变，让贵阳在全球化的科技变革中成为“云上贵州”，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储存中心。然而，也是因为一座座大山的阻隔和闭塞，它成为“世界工厂”里最安全的一块巨大硬盘。只是，她的母亲，曾经的出租车司机，不再是活地图，隧道里仿佛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母亲总是迷路。
比地域重要
在展览的最后，我们试图展开一种自省、反思、提问，什么比地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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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依据，一定比南方的相同更多。在长达一个月的采访中，我们被那些精彩的回答所吸引，我们意识到这些观点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个体的不同，是因为彼此隐含的反对与批判性。在景德镇，柳溪说到无论她生活在哪里，比地域更重要的是女性的身份；张敏说不想在一个城市长呆，厌恶有工作室的负担，社恐的她宁愿自己宅着或是四处游荡；在长沙，陈牧田曾经想着离开，但如今她认为比地域更重要的是家庭；李赢因工作室的变迁离开北京，但她的制作在广州，生活在长沙，画廊在北京；在厦门，卢彦鹏留恋这里的生活的便利，却总是希望出差，去参加展览，去往别处与他乡；在昆明，陈川哪也不去，呆在庙里的小画室，琢磨艺术、大师、禅语，简陋的墙上写满对画画的反思与认识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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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趣的是“省会现象”。展览中的艺术家多居住在省会城市，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当地人”，他们许多来自于更小的地级市或县城。他们在省会读书、工作，或是家庭的变动，或是因差异错的因为朋友、一次出差或一次旅行留在这里。我们意识到地区之间的流动性，省会城市作为“之间”的存在。和北京、上海相比，省会城市没有那么喧闹、拥挤，有更舒适的环境，更便宜和稳定的工作室，经济上更稳定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乡小城相比，这又是一座现代的大城市，虽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多平台、机构和机会，但对当代艺术相对友好，可以找到所谓圈子和零星的展览，即便很小，也有几个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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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比地域重要？它也包含艺术的观念与更广泛存在的议题。黄一山、汤大尧、蔡泽滨、黄启佑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一种地域特殊性的口音，但对绘画本身的传统、观念、故事和形式的研究，以创造出个人性独特的语言，却是超越地域性的探讨。马丙则使用不同的媒介和文化，创作出以一种极端个人性的混合语言。林奥劼又将话题推向另一个维度，在地域之外，艺术家还要面对自己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在另一面，蔡坚创作的水平标尺，暗示着工业化、标准件不分地域的在全球的流通；劳大伦用计算机和虚拟技术创造的肖像，揭示了无论在何处，科技的发展、3D、AR、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对传统地域概念的抹平与巨大挑战；尤为特殊的是，我们认识了一位定居在海南的美国人，她的身份和状态又为地域性讨论增加了新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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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概念总是相对的，亦如“中心”与“外围”的概念也总是流动的。于是，“比地域重要”亦包含着对南方的走出，艺术家对地域、身份，个体对集体的走出，探讨如何从观念、行动、艺术形式上，打破文化的限制，把自己非南方化，非中心化、非身份化。但无论如何，我们意识到，这些不同类型的艺术家，让“地域性”让位于个体、艺术、现实、科技、肤色、性别、种族等，它们有着各自的星群，指向各自的真理，却又相互排斥、折射、交织与关联，以共同勾勒出艺术群星闪耀的星丛。
这便是我们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