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廖（批评家、策展人、文化专栏作家）
传播技术可以改变传播内容，这一点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的共识，相比起传统的口述传播、文字传播，互联网技术下的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巨变。我们希望通过剖析当代自媒体平台上的“摄影形式”与“论战形式”的变迁，来透视互联网技术对于艺术形式和艺术生态的影响。
推翻“摄影定律”的社交媒体
如果说旧时的肖像照片是自传，今天社交媒体上的则是小说——太多杜撰成份。摄影技术发明了一百多年以来，摄影一直都是一件被郑重对待的事情，摄影师需要学习专业技术，被拍者正襟危坐地面对镜头。直到近年随着手机摄影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新技术推翻了许多传统的“摄影定律”。
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照片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手机镜头与修图软件的技术进步对摄影的传统定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当照片在网络上传播、呈现，这就与传统美术馆、书籍中呈现的照片，显然有着不一样的效果，传播与呈现方式改变了观看的方式。
今天的“社交媒体摄影”该如何定义？它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营造了什么样的对抗？支撑了什么样的制度，满足了谁的需求？这些问题超越了“摄影”作为一个工具或者一门艺术的范畴，新技术改变了摄影定义的背后，其实是当代人的审美、行为和文化认知的变迁。
挑战传统的达人
传统的摄影可以简单分为艺术和工具两种。艺术的摄影要表现摄影师的观念与审美，工具性摄影则要求照片隐去摄影师的自我，还原世界的面貌。无论如何，传统的摄影都是旨在向人们展示一种未曾看见过的现实。而今天的社交媒体上的摄影更倾向于打造一个理想化的自我世界。无论是暴露了塑料花友情的C位之争，还是加了滤镜的奶茶、寿司，又或者星巴克桌子上的电脑与咖啡······社交媒体上PO出来的照片展示着我们努力打造的人设，以及虚拟的美好生活。社交媒体中的我们不再像传统摄影师那样去复制、还原或者挖掘世间的。
传统的人文摄影一直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漫不经心、不经意间捕捉到的镜头最能体现摄影师的功力。一种则认为摄影师在按下快门之前，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前者认为对象是刚认识的人就能拍出最好的照片，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直觉。后者认为越熟悉的对象越有利于摄影师捕捉到其特质——这些传统摄影观念中关于“直觉与知识”孰轻孰重的纠结与考量在社交媒体的摄影面前，统统都不重要了，只有经过软件美化与后期修改才是最重要。传统摄影创造了一个“复制的世界”，照片越少修饰越平实，似乎越有权威性，而今天的社交摄影与无关，也与摄影师的审美观念无关，未经过修饰的照片属于“未完成”。
传统摄影观认为，摄影师利用了别人的形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拍照可能是一种侵犯性或者剥夺性的行为。今天对摄影早已习以为常的我们不会觉得被拍是一种冒犯，只有在合影时遇到“心机婊”躲在后面用我们的大脸来衬托她的小脸，我们才会觉得被冒犯。我们也不会觉得摄影师的镜头是在剥夺我们的权利，只有在不通知我们摆出最有型的姿势和最上镜的那一侧脸就匆忙按下快门，我们才认为那是剥夺了自己在手机摄影时代的天赋。
照片需要面对真实还是表现摄影师的自我，这个纠结了摄影界的百年难题被今天的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构建虚拟世界中的理想自我才是社交媒体摄影的唯一。社交媒体的摄影不追求真实，相反，它害怕与排斥真实，只追求经过修饰的“唯美”。今天的达人们应该都无比同意摄影大师亨利·皮奇·罗宾逊的金句：摄影之所以是艺术，因为它会说谎。
对于肖像照的完美性与理想化的追求可能是传统人士与今天的达人的唯一共同点，19世纪摄影术发明之后，欧洲的中上层家庭大多摆着主人的一幅肖像照，因为那是他/她理想中的形象，因此一幅就够了。但是——就像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技术也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尽管我们与传统欧洲上层人士一样追求理想的肖像，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可以一天更换数次——只要没有碰到大日子被限制更换头像。
传统摄影中，摄影师掌控着一切。而在行为中，镜头前的人掌控了主动性，话语权不再由摄影师掌握。我们尽可以背熟各种小窍门：手捧草莓或苹果暗示单纯、坐在咖啡馆里上网展现知性范儿、惊讶的表情可以显得脸更小（脸小怎么成为审美标杆了？），最好的方法还是躲在你朋友背后，让她的大脸承托你的娇媚，当然这个要冒着被骂婊的风险。当摄影师与被拍者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旧时由摄影师掌控一切的局面被彻底改变。
消费时代的鄙视链
传统的摄影具有仪式感，也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大事件或者大人物才会被记录，普通人只有在大日子才会郑重其事地去拍照。以往只有战争、灾难、奇观、明星才是照片中的主角，今天技术的进步让摄影变得平民化，随手可拍的手机镜头抹平了普通人与大人物、日常生活与大事件之间的距离，所有我们感兴趣的事情都可以轻易的被呈现出来，在手机镜头中仿佛一切都变得更加平等、更加多元化。
以往我们普通人只能出现在家庭照或者毕业照里，或者身着婚纱、职业服装，我们在照片中没有自我，只是家庭、集体的一份子。新技术的发展让当代人自我观看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今天的完全是在凸显自我，职业、家庭的背景被淡化，这也是一种个人化的解放。
但是事实上，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并没有那么平等、自由、个人化与多元化，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往往是围绕着颜值、享乐与财富的主题，有着层级分明的鄙视链，据说PO海外游的瞧不上本地休闲的，星巴克里与平板电脑合影的瞧不起秀恩爱的，卖的又瞧不起晒娃的···而在九宫格美颜与晒包晒美食的达人中间，自然又是另一套鄙视链的暗规则···与其说社交媒体上PO出来的照片是追求平等与多元化，不如说凸显了等级制与消费主义。
随时随地进行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人的缤纷多元生活，相反，社交媒体的照片形式非常狭隘单一，世界在社交媒体照片中变得扁平化。我们并没有利用更加先进便捷的手机镜头在多重角度来观看世界与挖掘潜在的。
社交媒体中除了之外，我们还喜欢“唯美摄影”。西方的中产阶级喜欢反主流文化，具有冒险精神的摄影。摄影师喜欢在各种贫民窟与亚文化中寻找猎奇的对象，以满足观众的好奇与同情。那种“揭示式”的摄影让观看者得以在别人的生活中畅游、窥视。而“唯美式”的摄影则以完美的曝光、准确的构图、最佳的光线营造出一种梦幻、精致的景象，可以掩盖生活的不堪。
摄影让我们觉得可以把世界都收集起来，“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但是我们在朋友圈中秀出来的旅行照要么就是在各种景点的，要么就是把异域风情简单化、符号化的“唯美摄影”，在我们的镜头下，少数民族、清晨牧牛、夕阳西下······种种形象都被刻板地固化。新技术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拍摄，但是我们的手机镜头并没有揭示更多隐秘的事实，也没有赋予这个世界更多的意义，也没有挖掘出日常事物的更深层次的美。
如果说传统的照片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娱乐，满足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性，提供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今天的社交媒体上的则追随商业资本暗示的审美标准与理想生活，摄影不再记录现实与揭示。
时间性的消逝
绘画不会因为老而变好，但是照片一定会因为老而变好。老照片把历史变成消费品，任何历史照片都有价值，当时间与文化的距离感被拉开，照片的魅力自动增加，一张60年前的照片，无论当时看起来是多么普通，在今天也因为时间流逝而成为珍贵的历史遗物。但是今天存在云端的海量手机照片，不会再有旧照片的物以稀为贵的魅力。
绘画会因为残旧而丧失价值，而一张失去了光泽，发黄、破裂的老照片，却另有一番陈旧的美感，而当所有照片都电子化之后，任何时候都那么光鲜艳丽的照片就失去了形式上的历史感。
传统的照片记录着时间的消逝，我们的面貌在照片中一年一年地变化着，但是手机摄影技术让时间性消失了，摄影的连贯性与时间性被打乱了，今天的可能比去年还要青春逼人——因为修图软件又升级了。
以前保留照片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曾经的风华正茂，当我们对镜子不满意的时候，可以在照片中获得安慰，照片是我们曾经拥有过青葱时光的证据。但是现在我们随时可以用手机与镜子对抗，事实上我们甚至不再需要镜子，镜头反转就是最好的镜子，重点是它折射的“”是任由我们来安排。脱离了的镜子才是最完美的镜子，新科技秒杀了白雪公主里的魔镜。
传统的照片是一则时间与空间的切片，一张旧照片似乎在邀请人们用直觉与猜想来推测这凝固的一刻前后发生了什么，在图像之外还存在什么。图像不像文字那样清楚地解释一个事实的背景，照片鼓励人们去猜测没有完全呈现出来的，想象力起着决定性作用。今天的也在强化着这一点，我们试图用“完美的一瞬间”来诱使着观众去想象主角背后的生活每一刻都是如此美好，暗示着被我们修饰过的图就是全部。
观看方式的改变
在文字时代，我们的历史用文字记录，我们的文化用文字表达，我们的理性用文字来梳理。今天的社交媒体中的照片逐渐取代文字成为我们记录世界、表达自我的媒介。从文字到照片，表达与观察世界的方式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变化。
我们厌倦了文字的乏味和文章的逻辑，无需学习、无需思考就能欣赏的图像成为大众文化的化身，新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照片，成为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
照片作为一种图像，没有文字的逻辑与理性。但是图像更具感染力，图像可以脱离上下文和语境而独立存在，图像更富感情，图像更有趣味。图像逐渐取代文字所代表的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图像时代的人们思考方式呈碎片化、断裂化、平面化。
图像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人们崇尚客观、理性、深度的思维，公共空间严谨、有序和富有逻辑，同时文字也意味着乏味、耐性、单调，需要读者的分类、推理、判断能力，远远比不上图像的直接而刺激的视觉效果。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在社交媒体的照片中变得扁平片面，我们自身形象也在照片中变得刻板、浅表。
传统摄影追求对的揭示，摄影师多角度地呈现世界，不惜因此冒犯观众。而社交媒体上的摄影唯一的追求就是点赞的数量，当我们深陷于PO照片与被点赞的循环焦虑当中，社交媒体中的变成一种自我复制，不是复制世界，而是复制他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监视，时刻提醒着自己向某种标准靠拢。
以前我们用文字来概括世界，摄影术发明之后，我们用照片来复制世界。手机镜头发明了之后，我们用照片来改造世界，在这个不再有精神的年代，这大概是最广泛的行为。当然，我们不是改造自我与现实世界，而是改造虚拟世界中的自我——通过修图软件。
新媒体时代的论战
作为艺术人，我们曾经憧憬互联网传播技术可以改变僵化的艺术圈生态。我们曾经期待微博可以普及艺术理念，结果微博上最火的是的艺术八卦史，见证了艺术完败于流行文化。我们曾经期待微信朋友圈可以分享更多个人对于艺术的观感，但是朋友圈却成为了互相点赞和广告的平台。
我们也寄希望于艺术圈内的各种微信群，希望即时交流的平台上，能够看到更多的针锋相对的交流，能够爆发许多有趣的简短评论，以作为批评缺席的补充。发生在两位批评家闻松博士、朱其博士VS著名现代诗人、艺术家俞心樵之间的一场新媒体论战，就呈现出与以往的论战完全不同的模样，我们且看看这一场大论战能不能对艺术圈旧规则产生冲击，能不能给僵化的艺术圈生态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与以往的论战不同，这一场论战并没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没有因为一个明确的学术争论，双方因为几则含沙射影的微信与一些可能不便明言的故交隐私产生分歧，一言不合就开始针锋相对。
两位批评家与著名诗人之间的论战，很快就形成各自的阵营，并迅速蔓延到上百个艺术圈的微信群，在许多微信群不堪其扰把当事人请出去之后，双方阵营都分别为这次论战创建了一个群，并且在其他群里不断短兵相接。无论是参与的人数、蔓延的平台，还是语言的激烈程度，批评家与诗人的这场论战都远远超出以往的艺术圈论战。
这场以微信群为平台的论战表现出碎片化、去中心化、开放性、分散性等特征，其实也是互联网新媒体传播的特征。媒体的传播方式会影响我们的表达方式，甚至思考方式，那么，这一场充满新媒体色彩的论战到底预示着什么？新的传播平台对艺术批评的秩序、艺术圈的利益格局和江湖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这是每一个围观的吃瓜群众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碎片化与开放性的交锋
艺术圈以往的媒体论战都是居于一个中心议题，双方用一篇篇长文来构建观点、攻击对手，而这次最大的区别在于，论战由碎片化的短评为主，也不再有中心议题，因为可以即时互动，针锋相对的争论也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批评家与诗人的这次论战并没有焦点，从对方的学术瑕疵再到道德品质，统统都是论战的针对点，并且随时随地根据具体的情景改变。这种没有核心内容的论战，充分表现了与以往论战完全不同的开放性。为更自由、更多元、更有效的当代艺术批评提供了可能。
这些碎片化、开放式和即时性的评论充满色彩，因为艺术圈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必须撰写长文，还要迈过杂志刊登的门槛，因此只有少数人才有批评发言的话语权，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做看客。朋友圈和微信群的短评，其实跟早期的沙龙性质差不多，都是注重批判性，都是试图从原来的权威手中夺取部分的话语权。
碎片化和开放性的论战，对于艺术批评是有益的补充。我们知道，艺术批评近年来一直为失语和失效所困扰。所谓失语，一是指艺术批评没有构建起理论体系，二是指因为批评家因为担心得罪人而不敢直言不讳。三是批评家的身份越来越得不到认同，很多批评家转行做策展或者美术馆工作。所谓失效，是指批评家越来越缺少批判性，热衷与撰写收费的表扬文章，因为缺少独立性削弱了批评的力量。
当传统媒体上的批评失语和失效，批评家不再愿意写各种针砭时弊的文章，而我们又有着这种需求，作为新媒体的微信群中的辩论与短评，无疑是学术讨论和批评的良好补充。微信群和朋友圈的百把字的短评相比起长篇大论的传统媒体稿件，更加快捷、自由、真实。不仅是正式的批评之外的一种补充，也是对原有的批评秩序的冲击。
但是实际情形并不那么理想，短兵相接的微信群论战，因为互动性极强，非常容易因为争论而变成愤怒的人身攻击。同时有些碎片化的语言也容易缺乏逻辑和理性，使得失去批判的力量。交流平台的开放性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意味着人人能够发言的化，同时也意味着没有杂志媒体的门槛，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言，最后会走向失控的谩骂，辩论场成为互相揭发隐私的擂台——就像我们在闻松、朱其VS俞心樵的论战中看到的，最初关于学术的针锋相对，迅速蔓延成为人身攻击和互揭隐私，甚至人身威胁、约架。
话语霸权的转换
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意见，这也让传统的权威和中心逐渐失去光环。“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正在逐渐消解批评家的权威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批评秩序。这意味着以往批评的核心“批评家”的身份可以被其他艺术从业者所取代。既然批评家可以做策展人，那么策展人、艺术家也可以做批评。既然批评一直在失语与失声，既然批评中心事实上都在瓦解，那么开放性、自由化、多元化的批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种全民参与的批评形式，可以消解当代艺术批评体系的霸权主义。
在闻松、朱其VS俞心樵的论战中，我们看到人人都在发言，没有人迷信所谓的权威。在剧烈的辩论中不再有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话语霸权，也不再有绝对的强攻或弱受，两者可以调换，这一分钟是强攻，下一分钟又成了弱受。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另一种话语的霸权。闻松与朱其一边批评学院派的虚伪，一边又在强调“你读书少，没有资格跟我辩论”，其实是在试图建立另一种批评话语霸权。与其说闻松和朱其在挑战陈腐的批评秩序，不如说他们是给自己争取话语权。至于俞心樵阵营的微信群里，除了王南溟等个别人有一些短评之外，少有学术的讨论，大多都是对闻松、朱其的辱骂和曝光隐私。
新媒体给我们挑战话语霸权、推翻旧秩序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和多元化的平台，但是在“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的过程中，也有的人试图在建立新的中心和权威。
新技术对人的异化
科技给人类提供了改变自身的平台，同时科技也在异化着人类， 人常常会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所改变和控制。新媒体在提供了更自由开放的平台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理性表达的底线。
新媒体论战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双方在无所顾忌、不留情面的情况下直抒胸臆，观点也许更容易擦出新火花。但是我们在批评家VS诗人的实战中看到的却是，双方骂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看的却是喜从心头起，笑向嘴边生。场上粗言与隐私齐飞，场下欢声共笑语一色。有铁粉者侠气干云，叫嚣约架。有鸡贼者或煽风点火，或左右逢源。有理性者呼吁平息辱骂回归学术，却迅速消声。
一场论战最终落入谩骂与攻击有几个原因：一是微信平台的互动性容易激发情绪，短兵相接之下，愤怒的情绪更加容易被激发。二是因为这是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每天目不暇接的人们更容易被耸动刺激的消息所吸引，谁在意诗人的诗歌是什么风格，在诗坛有什么地位？谁在意批评家的博士论文是什么水准？大家都认为他们扮演痴汉的形象更有利于传播，于是诗人和批评家都化身狗仔队，辩论变成八卦隐私大揭发。
在论战的时候抛出对方的八卦隐私，不仅可以吸引眼球，并且可以转移注意力，让人们遗忘理性的思考。当两方都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极尽羞辱之能事来打击对方的声誉，那这场论战就再没有理性与客观的存身之地。
新媒体技术改变我们论战的底线的另一个方面是，微信群让态度与观念基本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于是小团体的交流中会越来越强烈地走向极端，因为其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慢慢退出（或者被踢出）这个群，在这种“群体极化”的心理学现象下，群体里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和理性的思考，反而会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观念更加。
语言暴力与精神
除了互联网的技术原因让论战变成骂战，艺术圈自身缺乏学术探讨和自律精神也是微信辩论最终失控的关键。好的对手会互相成全，在对战中互相激发潜能，而两个热衷于语言暴力的阵营，最终只能“同流合污”，再好的去污粉都无济于事。
闻松的问题在于一言不合就爆粗，从身体器官到野生动物，种种明示隐喻运用得出神入化。闻松与朱其在质疑学院权威的同时，把自己的博士学历挂在嘴边，试图以此建立另一种话语霸权，扮演学院精英还是草根斗士，全看场景所需。
俞心樵一方的阵营主要以道德批判取代学术探讨，既谈不上对闻松、朱其的学术水平的批评，也没有对闻松、朱其质疑的诗歌、思想问题做出反驳，大家对于八卦和约架的热情甚于学术讨论。
我们看到批评家VS诗人的大战中，双方都试图化身为道德批判者，使用化、粗俗化的语言来彻底摧毁对方的声誉。尽管诗人和批评家都是文字工作者，但是双方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语言暴力扼杀了思考与讨论的空间。
批评家与诗人肆无忌惮地使用语言暴力，大概跟自身的权力感膨胀不无关系。每个人都追逐权力，渴望权力带来的权力感。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别人越依赖他的资源，他掌握的权力就越大。批评家和著名诗人的话语权就是一种权力。但是权力也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一个人，权利者在他人的追捧下会自我膨胀，甚至失去理性。当权力者受到质疑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自我辩解或者理性讨论，而是不惜一切代价碾压对手，哪怕使用下三滥的手法也在所不惜。
艺术从业者是最热衷于争取权力的群体，我们每天都在朋友圈里转发各种自由的帖子。但是当我们拥有权力的时候，却表现出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能力。当一个更开放、自由的发言平台摆在面前，我们毫不珍惜地用粗言烂语去淹没它。我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拥有在平台上自由发言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责任维护平台的清洁，谴责语言暴力也是拥有自由之后的责任。但是没人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整天挂在嘴边的权力与责任，大家都安于做一个沉默的吃瓜群众。
艺术批评的意义不言而喻。最早的艺术评论由评论家阐释绘画中的故事与道德教化。到了20世纪初，由罗杰·弗莱开始的现代艺术批评，给印象派绘画正名，推动了现代绘画的发展。再到20世纪70年代，格林伯格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发言人。中国时期的现代批评颠覆了传统绘画，为现代艺术生根发芽奠基培土。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批评帮助前卫艺术家对抗学院派与体制艺术，帮助当代艺术建立合法性和争夺话语空间。你来我往的“论战”是艺术批评一种重要形式与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看到论战在新媒体时代的“进化”。
微信与微博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社交平台与自媒体不是今天才有，中国古代有文人雅集，艺术家在私家园林里纵酒欢歌、挥毫作画。雅集是艺术家结交同志、应酬知己的社交平台，也是一个阶层维护自身的美学价值和秩序的工具，更是个人舒展才华、发表观点的自媒体。显贵与暴富商贾在雅集上彰显艺术的影响力，文学家、诗人与画家在雅集上跨界交流。
18世纪的欧洲，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和自由精神的萌芽，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咖啡馆、酒吧、沙龙、剧场、美术馆遍地开花，这是新兴阶层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与中国的文人雅集不同的是，欧洲的咖啡馆、酒馆、沙龙等场所给人们提供了启蒙、对话、辩论、批评的“公共空间”， 欧洲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其中交换信息、发表演讲、批评对手，讨论文化与艺术，乃至公共事务，形成了最初的公共空间。相比之下，中国的文人雅集只是一个阶层的社交游戏。
各个阶层人士的公开辩论与自由对话，瓦解了旧贵族阶层的文化与审美，动摇了皇室和教廷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中获得启蒙，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滋养，新与新艺术在公共空间的批评与辩论中获得合法性。各种未成熟的新思想、新价值在公共空间中碰撞、冲突，最终产生成熟的新价值与新秩序。这是公共空间对于艺术与文化的意义。
公共空间发展到今天，酒馆已成往事，沙龙已付笑谈，我们已经来到互联网的世界。比起沙龙和咖啡馆的闲谈，杂志和酒馆中的辩论，今天的微信与微博有着更快的传播速度、更丰富的信息呈现、更广阔的虚拟容量。技术的进步带来工具的更新换代，今天艺术圈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有了加强版——微信与微博——其即时沟通、语音交流、图片呈现等功能，让沙龙和雅集皆黯然失色。
如果说艺术圈的潜规则与旧秩序已经彻底僵化，艺术批评的失语和失效已经积重难返，希望用理想主义来改变现状终究只是幻想，那么我们寄希望于技术平台的改变，希望新媒体能够改变艺术圈的生态，希望新媒体平台能够有催生出更自由、更多元化、更开放的批评言论和观点碰撞，作为批评文章缺席的补充。事实上，我们也在这场批评家与诗人的论战中看到一些生机勃勃的气象，至少不再是死水一潭，可惜我们同样看到论战中的各方都缺乏理性精神和学术精神。
自由开放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改变的机会，但是新媒体同时也是一个放大器，放大了每个人在真实世界中的恶，话语霸权、语言暴力、丧失理性、拉帮结派、口蜜腹剑、左右逢源······这些人性之恶在虚拟平台上被一一放大。
当然，围观论战（骂战）的吃瓜群众中也有不少人呼吁双方停止辱骂、中止争论。但是平息争吵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我们可以理性争论，但是不能平息争论，否则就意味着我们重新回到以前的和气生财的旧时代，每个温顺乖巧的小鲜肉唯一的渴望就是早日熬成老干部，老干部则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既得利益，艺术圈继续相安无事，艺术生态的权力结构依然如故，艺术批评继续死水一潭——这是对新媒体时代最大的辜负。
互联网自媒体这个加强版的公共空间是新科技时代送给我们的礼物。可惜的是这份没有说明书的礼物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因为中国的艺术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孵化自由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公共空间”，我们并没有一份像欧洲沙龙一样的人文遗产。
18世纪的孟德斯鸠在描述作为公共空间的沙龙时说：“它们（沙龙）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和国，成员都非常活跃，相互支持帮助，这是一个新的国中之国。”——3个世纪以前的这句赞美是对今天的我们的莫大讽刺。300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圈依旧无法摆脱传统、江湖、资本、权力的束缚，依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