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80年代年轻人的一个普遍命题。之前，他们接受的是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精神被认为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精神，那些关注个人命运，而又不将个人命运同社会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思想，都被认为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直至消灭。然而，随着简单的“阶级斗争”的标准被搁置，西方的价值观通过启蒙主义思想的文章、著作进入中国，尤其是现代主义哲学观念的散布，使得年轻一始接受关注自身、个体存在的思想，并作为思考问题、解决人生难题的工具。因此，这个时候思考“孤独”便具有一种时代空气的合法性，自我开始被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无论那是怎样隐秘和潜藏于无意识深处——成为被认真思考的对象。所以，毛旭辉理解：“孤独，这便是一个新生命的命运。”毛旭辉这样去理解“孤独”的严重性：
谁能理解一个婴儿的哭泣，冷吗？是的，我很冷，我还畏惧死亡的来临！尽管我大手大脚，我那颗心还是怕冷，宇宙中还有比孤独更寒冷的冬季吗？我想⋯⋯没有了。
你小时候不是还很爱哭吗？！
1982年至1983年，毛旭辉速写、日记本上的书稿，题为《我要留下什么？》
这时，毛旭辉保持这样的神经质般的思考：生，要求获得一种价值，一种被认可的存在，而死，将与任何问题无关。可是，什么是自己应该有的生，应该有的自己？真正的问题是，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获得成功，如何能够在这个社会中留下一个印记？或者实现自己成为真正艺术家的梦想和价值？他发现自己面对生活与未来仍然战战兢兢，缺乏更为坚定的勇气。总之，他认为，即便自己学习艺术已有不少时日，也没有给社会留下什么，自己仍然是一个空白。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看成是在人世间有不少经历的人了——“遗憾的是我还活着”，那么，究竟有谁要求自己为自己的人生留下点什么？他问自己？毛旭辉已经有了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应该有的有关人生的重要概念，“我的抱负，我的幻想，我的那些庸俗的情感，我那生命的本能，我那颗经不住的心，然而它从来没有能够抓住引诱它的东西。仿佛只是被小小的嘲弄了一番。如果真有主的话，我一定向他祈祷，向他说说这生存的艰难，向他倾诉我的哀愁，让他瞧瞧我苍白的脸，一张没有微笑的丑陋的歪曲了的脸。主啊，⋯⋯睁开眼看一看吧⋯⋯”。
1982年至1984年，毛旭辉的诗歌手抄本，表达了他对阿波利奈尔、费拉马利翁、斯坦赛尔的喜欢和敬意
这里的语句统统来自阅读，来自阅读之后的思考。在这些句子的旁边，毛旭辉画了一个自己仿佛受煎熬的头像，一个十字架顶在额头上，上方是一个躺着的男，一副无可奈何，又不甘寂寞的姿态。这些图文幷置呈现的就是一个当发现自己失去了禁锢又陷入深深迷茫的记录，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之后失控的焦虑情景。不过，这样的情绪也会被另一种本能所改变：那就是思考与服从生命意志的沉默。生命通常会以一种本能的力量唤起一个人的挣扎，以便让生命自身能够说服自己，最终是用爱去反抗死亡：
思考，沉默，这便是一个男子汉的武器，这是任何人夺走不了的武器。它使我们崇高，我们一无所有真正的无产者只有沉默和思考。这两个石块垒在我们心里，我们带着它们走完生命的旅途，还将带着它们走入地狱⋯⋯我们的爱是永恒的，唱着同一支歌抵抗死亡的威胁，抵抗寂寞，我们在一起寻找上帝！
尽管思绪是跳跃的，对生命的理解是充满矛盾的，但是，毛旭辉更倾向于一种认定的态度，他知道人有创造的自由，那些大师和平凡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运用创造的权力；他已经知道人生就是失望，快乐的时光仅仅是一瞬间，痛苦才是永恒的，不过，等待戈多仍然是不能够回避的选择；剩下的工作就是认真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生活，寻找真挚而准确的表达：
我们的，我们的爱好，谈吐，我们的境遇，处境，种种不同的命运，高升和沉沦，我们曾认真严肃地观察过自己吗？研究过自己吗？认识自己吗？我自己就很难说，那我怎样去了解别人呢？
1982年至1984年，毛旭辉的诗歌手抄本。配图蒙克《呐喊》，蒙克是在此时期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艺术家
这是一个离开学校还不为人所知的青年人，一个渴望做艺术家的思考者，一个不断在阅读中寻找自我并试图找到人生答案的探索者，尽管言辞简单，但我们可以在他阅读过的那些书本里找到直接影响他的影子。1981年10月，有一本由柳鸣九编辑的《萨特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毛旭辉无疑认真读了这本书。这本书里收有萨特的《七十岁自画像》。萨特以一种自我提问的方法来回顾他的人生，毛旭辉的文字多多少少让人联想到这样的风格，显然，自我提问是一个思想者的基本习惯。
而且在与随便哪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地位上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个人必须是无名无闻的呢？
在一个并不一开始就给它的成员们以合理地位的社会里——如在神权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对个人光荣的渴望是人人共有的？
毛旭辉在萨特的这些句子下划了着重线。对于毛旭辉来说，文学当然是另一种发现世界与了解思想的路径。他在1982年年底就阅读到了卡夫卡的《城堡》，他被K的遭遇所困惑，这种困惑似乎强烈地感染到了他，以致他也将K的困惑看成是自己的困惑。重新认识人并且对人的理解已经成为普遍的教育认知。问题自然会回到每个人，回到每个人的大脑世界，以致当有了中小学的语文基础，而又经过了大学人文学科的训练之后，使用书本上的词汇开始解释世界、解释人生、解释自我就有了可能。对于那些已经开始了解西方思想，尤其是一本一本地阅读西方著作的年轻人来说，顺着他们的理解，就可以深入到即便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甚至已经离开人世的那些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心灵，体会和理解他们的文字后面的微妙而真实的含义。因此，毛旭辉显然能够随着K先生去理解或共同体验所遭遇的一切，去认识人生的荒诞性和不可知。这个村子——它事实上是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并不需要这么一个土地测量员”，村长对K先生没完没了的讲述虽然包含着大量的隐喻，可是，啰嗦的陈述中当然呈现了一种有可能是普遍的麻烦与荒诞。小说总是以细节来提示问题的，毛旭辉就是在村长与K对话中，得到思想的暗示的：他在K回答村长时说的“荒唐可笑的纰漏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句子下划下了着重线，这类句子不过是小说中极为细节的地方，但却不断提示着毛旭辉对人生问题的理解。
毛旭辉 在红砖楼里的自画像 44×50cm 板上油画 1985
事实上，思想的倾向与精神状态并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也不是仅仅来自阅读的链条，即便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笛卡尔的理解，也是基于理解者的生活条件与特殊语境，基于他或者她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日常状况。就在头一天还在思考如何坚定地做一个艺术家如何理解孤独、情欲、如何理解“生存还是毁灭”，如何去确立艺术家自己的准则后，毛旭辉在第二天就面临着具体的创作和无法摆脱的日常性的焦虑：在1983年2月2日的日记里，他记录自己如何能够提交自己满意的作品，参加市美协的展览，他对自己还没有取名的作品似乎缺乏足够的自信，他在设想是否可以将作品在自己的屋子里放一段时间，直至一天突然再打开，看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总之，他对自己的作品还不能确定，可是，交付展览的时间到了，他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只能通过亮相之后去听到意见，发现问题。在1983年3月12日的日记里，毛旭辉似乎带着沮丧的情绪记录了他此刻的状况：
我回来了，又在这陈旧的办公室里（不是画室），在我这把熟悉的靠背椅坐下，听到窗外那久已习惯的当初是那样令我烦躁的街道上的嘈杂，又听到隔壁算盘珠子的声音，我又站在窗前看见那些光裸的梧桐，和人行道上漂亮的女郎，和对面屋顶上的天空：这一切全都和以前一样，才坐下就感觉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它们是太习惯了，连隔壁同事的咳嗽声也依然如故，那口痰落在痰盂缸里的声音的强弱从来没有改变，还有这里灰尘的气息，门房照例给我送来了一壶开水⋯⋯
毛旭辉 红砖楼之三 60×44cm 纤维板上油画 1985
这是毛旭辉对他在百货公司的环境与工作状况的描写，是对似乎压抑自己心情的日常生活的埋怨，他知道这些就是真实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环境是消磨人的，需要耐心的，之前十几天的那些自由而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的探亲日子似乎是一个梦，仿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切都是那样循规蹈矩，“你还是静静地坐在你的椅子上，抄起一张报纸，学着喝一杯浓茶，听那些电话铃兴奋而急切的叫唤，等待着上司来安排差事，等待着各种想象不到的枯燥和麻木来充溢你的时间，等待着那些冷漠的面孔”。毛旭辉把他工作的单位和办公室看成是一个监狱，自己不过是一个逃出去又被抓回来的囚徒，在作为监狱的办公室窗户里观看监狱之外街道上的一切。这样的心情当然容易将自己的遭遇与那些已经被神话了的伟大艺术家的生活——例如梵高、卡夫卡——联系起来，他认为艺术家的内心都是压抑和痛苦的，他们都渴望一种自由无羁的生活。果然，毛旭辉在抱怨自己的工作环境后这样归纳他对艺术的理解：
凡高绘画激动我们的不是他所选择的题材和他描绘的对象，而是在那炽热的色彩爆发性地放射着的苦难、孤独、痛苦和渴望的光辉⋯⋯
1987年，毛旭辉于和平村2号工作室
这类经历以及感受，都与他对那些国外大师的日常性的理解非常接近：没有地位、不被理解与认可、不关心世俗，如此等等。例如他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时说得很清楚——他几乎把肖看成是生活在类似的共同命运之下的人，“他们的痛苦和苦恼也就同样是我们所不能回避的，甚至还有过之，因为我们是生存在同一个类型的国家里，在同一个制度和原则下求生，在同样的困境下思考人生和艺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痛苦是一致的。他相信他与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摆脱说教。所以，他同意那些从阅读中获得的道理，认定任何重复都是人生的无聊，而无聊无异于。所以在气质和性格上，他的艺术态度都是与表现而不是理性的情绪关联着，每一次阅读和浮想联翩，都将毛旭辉引向对内心压抑和焦虑的发掘，而不是对形而上问题的安静冥思。整个1983年，毛旭辉都在阅读、思考与记录：他阅读不同的传记和著作、思考孤独与命运的含义、记录自己对痛苦的理解，并去重新阐释那些曾经被官方扭曲的对名作的理解，例如将米勒对农民的描绘看成是一种虔诚的伟大的态度，是一种淳朴的宗教态度，是在牧歌声中对死亡的深刻思考，而不是所谓“描绘农民的苦难”，如此等等。总之，那些国外的艺术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将毛旭辉的大脑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得这位中国年轻人完全放弃了曾经对艺术的简单看法，而将艺术视为“世人的”，他说正是艺术“使人类逃避了苦难”。
在斯特林堡的《女仆的儿子》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书里面有各种人的思想和经验，他现在可以通过看书和死去的大多数人密切交谈而不被人发现。”无论如何，毛旭辉并不是文学的专业读者，他不过是希望从那些陌生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关于人生的路径与如何处理人生问题的办法与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