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与现实社会

中国美术史是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任何一幅作品，无论其技法风格还是精神内涵，都紧密相连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关联尤为明显。“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核心观点。

艺术创作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更是一个将主题图像化的过程。因此，它们对各种现象、问题和信息都极为敏感。在中国古代缺乏摄影技术的情况下，艺术创作更显重要性。任何个体或集体、正面或反面的艺术活动，都无法逃脱这一规律。不管你对现实持何种态度，你都无法割断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自宋代兴起了文人画之后，这一画派中的许多失意文人和落魄官员成为了主角，他们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或仕途坎坷。这类画家以诗书画印结合著称，其寓意性、写意性和文化性的自由表现方法成为他们发泄牢骚与不满的手段。而世上没有真正“世外桃源”。尽管他们以为找到了寄情寓意和自由发泄的方式，但最终会发现自己的背叛、反抗、讽刺甚至嘲笑都是以另一种形式与社会现实相关联。在无奈中，他们转换生活态度，孤傲清高，不追求时尚，不附庸权贵，只寄情笔墨聊以自娱。

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背离或消极也同样关联着现实社会。如苏东坡多次浮沉官场后，他在山水画中常常无节，而这实际上是他内心真切祈盼的事愿。他希望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但米芾因为时运不好，便拜石而非拜君，他的心愿也是如此。而八大山人的作品则直接展露了他的痛苦和仇恨，并且这些都融入了他的作品中。

王时敏等人则选择远离现实，营造心目中的世外桃园，以此躲避現實社會的问题。不过，从历史来看，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它们都是关于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之间不可分割的一种关系。

我举出了四个例子，用来说明艺术创作总是离不开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无论歌颂还是背叛，一切行为都是因果关系的一部分。我认为作为艺术家，要明白这一点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现代山水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及社交意义

从隋朝至清朝，每一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佳作，如《游春图》、《溪雪图》、《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以及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等。这类国宝级别作品，不仅影响了中国美术史，也为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证明的是：历史所记取的是绘画技法以外，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及传递的情感意义及价值观念。

1950-1965年的山水画创新

如果综合分析中国山水画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年至1965年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支持，以及旧日艺匠们对新生的热爱，那些曾经被压抑的声音得到了释放。一批身怀绝技但又渴望改变世界的人投入到这新的时代，为这个伟大的梦想提供了一抹色彩。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群充满激情又深受鼓舞的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情感记录下那一段辉煌历程，使得这一阶段成为中国现代版式设计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一点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这是一个由国家力量带动而形成的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时间点上的繁荣盛世！

在这个时间段里出现了一批名家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傅抱石（Fu Baoshi）、陆俨少（Lu Yanshao）、石鲁（Shi Lu）、李可染（Li Keran）, 钱松嵒 (Qian Songyan) , 亚明 (Yamin) , 魏紫熙 (Wei Zhiyi) , 宋文治 (Song Wenji), 何海霞(Ho Hoi-ha), 关山月(Guan Shan Yue), 赵望云(Zhao Wangyun). 他们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描绘新中國每一个角落、新人们每一次微笑、新事物每一次诞生。如果说有一次能让所有这些优秀人才汇聚在一起，那就是当傅抱石、高翔( Gao Xiang ) 和其他几位杰出的国畫家共同創作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型國畫裝飾品——《江山如此多娇》的瞬间。那一刻，他们用笔触捕捉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温暖的情景，将永恒化为流动，让天地间充满活力，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篇章.

从那以后，除了傅抱石，还有钱松嵒亚明宋文治等其他多位杰出的国畫家也纷纷踏上了旅途，为纪念毛泽东先生及其诗句题材而奔波探索寻找灵感，在野外进行写生，最终把那些原始自然景象用最精湛的手法重新塑造成了一幅幅既真挚又典雅 的国宝级别之作.

例如：

傅抱石 - 《雨花台颂》、《韶山市》

李可染 - 《红岩村》、《刘主席故居》

钱松嵒 - 《青弋江上万木流》

亚明 - 《新安江上人家》

宋文治 - 井冈山市朱砂冲哨口

这些作品堪称奇迹，它们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技巧，而是在坚守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突破，同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个全新的视觉语言。此番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当一系列内因—即思想境界—与外因—即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碰撞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令人瞩目的“火焰”，随着时代脚步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