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于友人家做客时，看到他珍藏的一纸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伊立勋先生的亲笔手札。这封信札既非书法作品又非家书，也不是朋友间交往的一般书信，而是一封颇具事务性的信件，内容主要是向代理其作品的画商告知新的润格 近日于友人家做客时，看到他珍藏的一纸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伊立勋先生的亲笔手札。这封信札既非书法作品又非家书，也不是朋友间交往的一般书信，而是一封颇具事务性的信件，内容主要是向代理其作品的画商告知新的润格及交涉一些作品代理中出现的问题。因伊立勋素有“无润不书”之名，所以今天见到他有关润格的手札十分惊喜。细读之下，更觉此手札内容颇可玩味，既是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也是时期文人生活与艺术生态的真实写照，同时又是中国文人画家职业化和艺术品市场研究的珍贵资料。 此件手札采用信纸（见附图），竖格，纵24厘米，横25厘米，共16行。结构严整，书写精美，行文言简意赅，内容为：“本馆写字向书夏历上年庚辰润单，五尺对十元，四尺对九元，今年辛巳正月起，五尺对十四元，四尺对十二元，中秋日即八月十五日起五尺对二十一元，四尺对十八元，而宝号来对共六副即照庚辰年算计实洋五十七元，另加墨费一成五元七角，应向求字之买主照收，不能在润洋内扣去。乃汇来只有五十一元三角，无此情理。曾有明信片通知，未见补来，是以搁起不写，且本馆写件堆积如山，亦真无暇，现由一文阁来说，姑且书就。缺少之五元七角必须补来为要。又夏历六月廿三日收到寄来五尺屏一张，要写五行，应加倍算二十八元。现已中秋之后，计要四十二元，丝毫无扣，现将来纸退回不写。此致梦花室查照石琴吟馆伊九月十六日。”此封信札是伊立勋将自己作品的润格上调一事告知代理者梦花室并对其未给足润金十分不满。信中显示只是庚辰至辛巳一年间，伊立勋已将自己的润格成倍提高，并表示写件已堆积如山、应接不暇。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副对子几十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足见伊立勋名重当时，一字难求。 伊立勋（1856—1942），字熙绩，号峻斋、石琴，别署名琴馆主。生于清咸丰六年，福建宁化人，伊秉绶后人，清末民初书法大家。伊立勋从小受家庭熏陶，学识渊博，少年时在杭州读书，应试皆列首选，乙酉科试第一名，光绪末年任无锡知县，时期寓居上海以卖字为生。伊立勋书法各体皆精，尤长于汉隶，他的隶书继承其祖遗风，淡雅古朴，于简净中显机趣，笔意沉着超拔，因此为许多人喜爱并收藏。伊立勋书法被时人推崇，所以润格才如此之高，据说他还替自己立有一条规则：“无论识与不识，无润不书。”这一点在上面这封信札的内容中似乎得到了印证，而且信札中还有“加墨费一成、订写加倍”等详细规定，可见他的书法作品有严格的润例，也反映出时期的书画家制定润格已是通例并相当完善。 “润格”即润笔、润例，也称笔榜。“润笔”一词最早出现在《隋书·郑译列传》：“上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颖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此后遂有润笔之说。自清初戴易将作品明码标价张榜于门始，书画家多有制定润例。清末民初，书画艺术品交易十分活跃，“润格”逐渐普及，文人画家纷纷制定润格并广而告之。可以说，润格的出现成为书画艺术市场成熟和繁荣的标志。时期润格的制定又分为代定和自定，代定润格是指由他人或代理商为书画家制定润例，当时请名家代定润格的现象十分流行，如吴昌硕就曾为徐穆如、王个簃等制定润格。而书画家自定润格者更为普遍，如吴昌硕于1913年自拟《缶庐润目》：“堂匾廿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可见当时书画家润格的制定相当详细，有一定的规则。而润格制定之后，如何将润格发布呢？吴昌硕、齐白石等均曾将润例张榜于居所。齐白石长年在北京琉璃厂张挂润例，而且同时将润例张挂于住所，来客进门后最先看到的往往是贴在墙上的润例。也有一些书画家的润格是由代理者公开展示于画店、扇庄、书画社团会所等书画交流和艺术品交易场所，这些社团和机构也常印制合作书画家的润格，对外公布。 “润格”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艺术家的知名度、艺术成就、生存状态等。时期的书画家润格高低相差悬殊，影响因素有很多。书画家的名气大小尤其重要，名气大、名望高的，其作品的大众接受度也就高，其润格也自然水涨船高。但同一个艺术家的润格也会随着知名度的变化而不同，清代郑燮初时画价不值数文，而当他得中进士后，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画价也随之明显升高。同样，吴昌硕于1919年重定《缶翁润格》，将润格由前十年的四尺整纸花鸟不过十多元的价格升至四尺十八两，山水画则视花卉例加三倍，即四尺整纸山水价七十二两，约合大洋百余元。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吴昌硕作品的价格相当可观。自1928年吴昌硕去世之后，吴湖帆继而成为海派的旗帜人物，1921年吴湖帆的画每平尺20元，到20世纪30年代，润格已达每平尺100元，远超吴昌硕。那么除这些大家宗匠之外，一般名家的润格水平又如何呢？如吴昌硕高足赵云壑，作品润格为每平尺2.5元；郁达夫1915年的润格为屏条丈疋每条洋十元，其下一尺一元，堂幅加倍，扇册一元，人物均加倍。但到了中后期，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影响，商品物价逐步上涨，民生变得日渐艰难，画家的润格也随物价的波动而调整，能靠卖画致富者更是屈指可数，就连被誉为“寸画寸金”的吴湖帆，也曾变卖古董以度艰难，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富有。吴昌硕也曾经说过“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可见经济形势和物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画家的润格。在文人、书画家、名人纷纷制定润格、润例进入艺术市场的背景下，像伊立勋一样坚守传统道德底线和文人风骨者也不乏其人。这些人以世家、官员和学者为多，他们的润格中往往透露出传统文人的气格与面对现实的无奈，如康有为1926年所订书法润格：“中堂，七尺者三十元，每减一尺减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楹联，四尺者十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后附说明：但书下款，若书上款者加倍计。来文及金笺均加倍，色笺加半，限字限行，当照杂体例以字计。单宣劣纸不书。寿屏寿文，不撰不书。墨浓淡或墨渍不再写。纸破不赔，磨墨费加一。”其中诸多苛刻的规定似乎有种锱铢必较的意味，同伊立勋手札中“无此情理……退回不写……”等语颇为相似，从中更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人的傲骨与尊严。 “润格”是艺术市场的晴雨表，艺术品的价格标志艺术市场的兴衰，同时也是反映历史、时代、社会民生的一面镜子。所以，对艺术家润格的研究，不失为观察研究中国艺术市场与艺术生态的有效途径，随着更多的润格资料被发掘出来，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必将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