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工作室”艺术家——李消非的讲座与录像放映：观察者、参与者及“另一个生产者”：贯穿“流水线”的主体转向 已于2018年11月25日（星期日）14:30——17:00在OCAT深圳馆图书馆举行。 “OCAT工作室”艺术家——李消非的讲座与录像放映：观察者、参与者及“另一个生产者”：贯穿“流水线”的主体转向已于2018年11月25日（星期日）14:30——17:00在OCAT深圳馆图书馆举行。 此文依据OCAT工作室项目的负责人王景与艺术家李消非的现场对话内容编辑而成，与公众分享。 讲座现场 图片由OCAT深圳馆提供 王景：大家好！很高兴今年的OCAT工作室项目可以邀请到李消非作为我们的驻留艺术家之一。这是我们工作室项目的第三次活动，跟前面两场活动不大一样，我们在这里布置了“流水线项目”几个阶段的录像，希望让接下来的对谈有一种现场感。今天活动的主题是：观察者、参与者跟“另一个生产者”，是我们尝试从整个“流水线项目”的多层面向里拎出来的一条线索，即从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李消非在拍摄过程中，经历过的一系列视角、感受、观念的变化。现场大家观看的三组录像也是根据这个线索来挑选和组合的。我们先请消非介绍自2010年以来创作“流水线”的大概情况。 李消非：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冒着雨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很荣幸能入选今年OCAT的工作室项目，其实挺难申请的。转眼之间三个月的驻留马上就要结束了。“流水线项目”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作品，在做这个活动前我和王景一直在想，用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一个小时内更清晰地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按照今天这个主题的线索，我们把“流水线”分成三个阶段来谈。 第一个阶段，我感觉自己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时间大概是从2010年到2013年（当然节点没这么确切，因为很多事情交错在一起）。大家走进来看到的第一个作品也是“流水线”的第一个作品《一个印刷工人》。2010年，我参加上海大学的一个公共项目，做各种职业的采访，有幸接触到这位印刷工人，在跟他的交谈以及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他在谈起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无意识地流露出浪漫和现实交杂的情绪、以及跟他的年龄层不相称的言语，让我非常想了解他的背景，所以就去了他的工作现场。他在一个印刷厂工作，上夜班，在那样的现场，他呈现的是一种完全“消失”的状态。我马上明白他为什么会有那样复杂的情绪。我从采访中截取了一些片段，结合印刷厂的机械进行平行交错的剪切。这个作品做完以后，我觉得不够，希望做一系列，计划做九个与流水线相关的人，比如老板、部门经理、车间主任、妇女主任、销售经理等等。这一阶段我就像游客一样，对工厂的现场感到新奇兴奋，甚至有一些怜悯的心态，快速拍完自己感兴趣的素材后就走了。 《一个印刷工人》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第二阶段是从2013年到2016年，这一阶段我觉得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比以前的游客更在场一些。所谓的 “在场”，就是说看得更清晰一些，也许是因为去的工厂多了，慢慢的从里面进行一种分析，感悟也更多，会进一步静静地注视和观察。我开始关注他们的生产过程、生产的产品，这个阶段主要以“物”为主，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这类物品。像作品《一包盐》，表面上看拍摄的是盐的制作过程，其实真正要讲的是工人与工厂、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这个阶段的作品还有《一车煤》、《银子》、《沙发》等。 《银子》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第三个阶段是2016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参与者——有很强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以及自身身份的转换。像作品《三姐》，是拍自己的亲三姐，在拍摄中我有一些伤感、纠结——镜头对着自己亲人的时候是比较难的，但我最后还是拿出来了，这需要勇气。在展示的同时，也是我的自我身份的一种回归，觉得自己就他们中的一员。 《三姐》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王景：你刚刚讲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包括镜头对准的对象从机器到工厂里面的物件、再到工人的不同。去年我请消非参加一个展览，是他在新西兰屠宰场拍摄的一个作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所讲述的拍摄过程，并且由于拍摄了屠宰场，他改变了自身的饮食习惯——从此不吃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谈的转变，还包括类似的这种，属于身体上的转变。 李消非：这应该是作品的一个部分。八年期间，这个项目在各个美术馆、画廊、艺术机构展出，大家看到的只是这个项目最后呈现的部分。其实还有大量的工作是没有呈现的，包括我做了一个表格，也是我的工作程序的一部分。最初做这个表格只是想要感谢在过程当中帮助过我的人，因为有太多的人，我怕忘记了名字，所以记录下来。后来记录多了，发现这里面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这个表格里面都可以读出一二。 表格（局部）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你刚刚说的这种自我内心和身体的变化，实际上是这个项目对我个人心性的一种过程。从2013年拍摄新西兰的一家屠宰厂开始，我的饮食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肉类（鱼和海鲜除外）基本不吃了。当时屠宰厂现场给我的震撼确实太大了，同时它给我一种个人意识上的启示：是不是可以吃得简单一点？我尝试后发现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作品《崇明岛》，拍摄于上海周边的崇明岛，它是一个生产不锈钢厨具的工厂，年产2000万只不锈钢锅，相比堆积如山的商品，工人和我在工厂里显得特别渺小。这些产品供不应求，像这样规模的工厂在国内还有很多，可以想象每年的产量有多大，另外这些不锈钢锅基本都是出口的，价格不菲，如果加上内销的，价格便宜一些的锅，产量应该是非常惊人的。见到那么大量的消费现状以后，我会质疑，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物质吗？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心理影响。我常常告诫自己，生活上尽可能的简单。 《崇明岛》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王景：刚才讲到 “流水线项目”已经有八年了，在不同的机构展出，我之前看过的现场，包括在纽约的 Art100、在上海的明当代美术馆和广州的本来画廊，最近在广州时代美术馆刚结束的个展。其实每个展览的现场也对应了创作过程中的转变，但是也像消非刚才讲的，其实观众在现场很难看到“流水线项目”的整体或完整的面貌，但我想消非可以大概聊一下，关于在不同现场的构想或者是希望呈现的效果。 李消非：2012年，上海的OV画廊邀请我做一个个展，因为个展需要一个主题，我才开始总结前面做的作品，展览用“流水线”作为主题，当然那时还没有形成“项目”这个概念，只是雏形。2014年在OV画廊的第二个个展，开始有“流水线项目”的概念。2013年上半年我在瑞典，下半年在新西兰，南北差异很大，在两地拍了很多工厂，在OV画廊像是做一个驻地汇报展一样。展览名字叫“一个螃蟹和一块巧克力”。“一个螃蟹”拍摄的是挪威北极一个村的支柱产业帝王蟹，在新西兰拍摄的是生产巧克力的工厂。从这一南一北两个国家可以看到所谓的资本生产、消费社会、社会进程和价值观念的标准化。所谓标准化是指在南北差距上万公里的不同地域中，人的状态以及社会进程中的物品，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一个标准化的超市里，是如何用 “标准”来陈设商品、规范路线以及标配产品的，南北基本同化。去年我在OCAT西安馆的个展中，根据西安馆地下层空间，特别设置了一个U字形的12屏录像装置，把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一些作品汇集在一起，让观众在进入现场的一瞬间可以同时感受到各个工厂平行并列的一种气氛。之后在纽约以及上海明当代美术馆的展览都是OCAT西安馆的个展在不同空间的延续。 再到今年时代美术馆的个展“马尾辫”，展览分成三个部分，共21个录像、6个雕塑。“马尾辫”呈现的是最近这个阶段的转变。我有一种身份认同以后，想通过关注工人个体的方式来展现，展现个体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工人的动态、姿态，身体劳动的动作，以及讲话闲谈等等细节和局部来体现。今天在这个图书馆现场的布置，也有意地延续了在时代美术馆的做法，就是做了一个二、三、四句式的影像组合，分三组，根据不同阶段来选片。这种句式，我再稍微强调一下，是想用分屏的方式让人不要去注意——不要像看故事片一样去分解和解释这句话、那句话，以及一个场景的意识，我希望有一种额外的影像冲解掉这些过多的解释，更多的是想让这种现场句式产生多重意境，更强调的是情境本身。 王景：你刚才讲有很多“流水线”工厂是在其他国家拍摄的，你也把你做的表格变成一个标准的流程，记录所有的创作和拍摄过程。我想了解的是，即使你已经把表格或者你的拍摄行为标准化、流程化，但是国外的工厂和中国的工厂的现场应该是很不一样的，还有你在现场的感受，我们也知道你去拍摄一个工厂过程并不简单，比如说并不是想去拍哪里就可以去拍，那么，拍摄的经历在国内外又有什么差别吗？ 李消非：非常不一样。国外会比较简单、规范一些。我去国外都是艺术机构的邀请，也基本上是这些艺术机构发挥他们所有的资源帮我联系各类工厂。比如在纽约，ACC帮我联系到布鲁克林的一个污水处理厂，这种工厂个人是非常不容易进去的。他们会用邮件、电话等各种方式跟工厂联系、确认，可以先去看，看了以后有什么要求全部记录下来，包括采访要问的问题，都要先告诉他们，然后约好时间，比如约下午一点到三点钟，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到点就会有人过来请你走，这样很多时候只是走马观花，很难深入，这是规范所带来的问题。 在中国，完全是土办法，最土的办法就是我找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介绍，只要工厂的负责人说没有问题了，接下来就可以从一点钟拍到三点钟，再从三点钟拍到六点钟，甚至第二天继续都可以，灵活性更大，当然也会经常有不同股东干涉，但我们又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再进行拍摄。国内的情况非常机动灵活，非常有效。 王景：在国内和国外的工厂里，工人工作的状态或是整个流水线的形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消非：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所谓共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埋头做自己的工作，不太在乎你的镜头。如果要拍大量的特写，在国外很难做得到，镜头拉太近后，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会比较强，但在国内，像在崇明岛这个厂，我去的次数太多了，他们经常会说“你过来拍我吧”。所以我想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做一点设计，尽可能在工厂里边的时间长一点，让大家完全熟悉我、忽略我，尤其是忽略镜头——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三姐》里面，他们在闲聊的那一段镜头，是我特别喜欢的，非常自然，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我的镜头的存在，觉得我是工厂的一个部分。 王景：你以前已经拍过剪辑完的录像作品是否会反馈回工厂？他们看到你的作品和展览会有什么反应吗？ 李消非：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从2010年拍完《一个外企老板》之后就有这个想法。2014年我认识一个工厂的老板岳先生，他很喜欢艺术，现在是我的藏家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有一个工作室就在他的工厂里面，隔壁是工人生产的车间，我和工人会经常沟通交流。 2015年我在这个工厂策划了“希腾电子--流水线项目展之二”，是在不影响工人正常上班的情况下，让那些经艺术家使用过的“材料”回到车间，希望创造一个工人与艺术家和观众有可能发生对话的契机。这个展览实际上非常不容易，如果没有岳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未来我们有一个计划，想把这个工厂做成一个 “工厂美术馆”，在车间的生产现场，定期展示各类艺术作品，如果条件成熟，希望早日实现。 王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把作品放回到工厂里边，把工厂当成一个美术馆，或一个展示的现场。这让我想起一个德国的影像艺术家Hito Steyerl，她写过一篇文章《一个美术馆是一个工厂吗？》（Is a Museum a Factory?）,讲的就是现当代很多美术馆空间都是从工厂空间演变过来的，在西方语境下，很多“流水线”类型的工厂已经不再生产，工人变成电脑前的工作者。很期待你们这个“工厂美术馆”的项目。接下来我们请消非大概介绍一下他在 OCAT 驻留期间的工作。 李消非：这次驻留，我比较密集地拍摄了十几个工厂，比如前天去拍惠州一个雕塑厂，里面粉尘非常厉害，但是现场感特别好，拍了以后这两天我的鼻子一直处于一种过敏状态，很难受。我发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厂的差异性在于，长三角的工厂更规范一点，珠三角的小企业更多一点——当然这也可能跟我接触的人群、介绍工厂的人有关系。这次驻留期间最让我意外的是去拍了一个食品厂，因为食品厂实在是太难进了，食品厂和药厂是禁区，这是我第一次拍食品厂，是一家在东莞的厂，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敢让我去拍，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制作过程，各个环节我都可以拍，其实制作和生产过程对我来讲并不重要，我的关注点依然放在工人和他们生存的状态上。这个食品厂里有一个特别愿意聊的四川老叔叔，他把我当成倾诉对象，把他的生活经历、高兴和不高兴的全部都对我讲，这些素材对我而言非常珍贵。